中国式“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由来（三）

7、在汤锅里反鸡汤是无效的

人情法则几乎坑害了所有的人。在中国文化里，为别人好是一种闪光的品格，然而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个人需求都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即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着想，但这份好心并非是对方想要的，甚至是对方所避之唯恐不及的。

父母对孩子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为你好”的伤害。父母能说服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营造一个情境，让他们感动。比如一个动人的故事，经常是以父母的自述形式出现的，自己有多么的甘愿付出、伟大、无私，让孩子感觉到亏欠，从而听命于父母代为选择。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家庭内使用。

励志内容的点击量就能验证其受众之庞大。中国媒体很喜欢请“成功人士”做访谈，尤其是创业、投资方面，如果你注意过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有个规律，就是上诉模式——名人们会营造一种情境，称自己曾经有多少失败、依然心怀远大理想，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挑战、谦虚隐忍等几乎一切优秀品质于一身。之后就靠着这些战胜了困难，终于“成功”。

等你上钩了，他就开始卖大力丸了。

虽然拼爹、抱大腿等词汇在日常舆论中不绝于耳，但那些鸡汤励志的内容依旧有超高的收视率和点击量，并还将继续制作下去。难道读者观众都是为了吐槽才去接收那些内容的吗？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但可以判断的是，我们已经收集到的反馈，它们显示出一种无奈——“不是富二代就只能自己拼”，继而就是侥幸心理——“万一那些成功人士说的是真话呢？不尝试就放弃岂不可惜？”……其最终结果与直接认同毫无差别。继而行为反过来改变认知，从怀疑变为信任。

有两种品质往往最容易营造让人被说服的情境；奉献和不屈，也是极权政府打造英雄模范形象时最管用的元素。被塑造者或自我塑造者会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保持了清廉、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有人反对，就相当于反对清廉和正义，那反对者就是邪恶的。

我们经常提醒体制外观察人士不要用正常的价值观去分析当权者的言行，当权者有可能不是在装，他们或许真的认为自己很宇宙真理。

个人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本身的问题并不在于崇拜对象是什么人，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反对者如果使用极权习惯的方式去反洗脑和动员，是很难成功的。（最常见的比如有些政治异议人士虽然调侃鸡汤、正能量，但同时他们采取的思考模式就是口水炖鸡汤，那样的调侃毫无疑义）

此外，我们并不是在说“吃苦耐劳、勇于挑战”等等都是坏的品质，而是希望解释：道德是自律的，不是用来律他的，错位产生的是道德绑架、是一种貌似温情的暴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注定紧张，继而为策划者所利用。

8、弱者情结和清官明君梦

中国领导人的“反腐”唱了多少年，国人肯定大多了解，但每一次换届后的换汤不换药，都会被为数不少的老百姓称颂，并据此抱以期待，仿佛并不记得曾经。访民们举着“拥护习近平反腐”条幅的照片至今仍频频出现在维权新闻上，批评者使用的方法也没超出那几样，已经成了车轱辘话，渐渐失去效力。

却少有人想到，国人的清官梦是根植于文化的。从包拯形象在民间的影响力上就不难体察到这点。对清廉的崇拜源于国人的弱者情结。

对于弱者，我们会产生同情心，同时又因为弱者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与之对应的同情心总是摇摆不定。而在强弱对比的环境中，比如官民间，如果此时官员营造出一种情境——自己放弃了牟利的机会、表现出公正廉洁，就很容易产生感召力，前因是，老百姓预设了“有机会不贪白不贪”是为“人之常情”，所以清廉反而是委屈了的结果，弱者情结令人们投之以信赖。

似乎不少人信奉一个逻辑“廉洁等于公正”，其实这个逻辑并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缺乏思考能力和专业才能，盲目听信他人，即便其再廉洁，也难以给民众带来公正。但公正和廉洁相比自然是后者更容易判定，它是可视的、基于日常生活判定的，于是更容易形成心理冲击。

情境化思维的人必然是情绪化的，最强烈的情绪化表达就是走极端。在极端的思维中，爱戴的感情化作崇拜，就是我们常见的架神坛，造神运动。不论是古代的孔、孟、包拯，还是现代的偶像网红，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被粉丝层层加码的造神过程，信息发达的今天都没能完全磨灭这种盲目，可见其根基之坚固。

9、权力和面子

文化体制的特殊性让人们失去了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但人注定要寻找自我存在感，从自己身上找不到，就从他了身上找，由此产生的就是依附关系。而有些强势的人则会反其道而行，他们寻找存在的方式不是依附别人，而是控制别人，在献媚和称颂中获得存在感。前者和后者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供需关系。

这两种情况下的自我都是虚无的，实则是一种面子，它只有放在群体中才存在。中国式圈子里总会有个中心、加一大群边缘，如果一个圈子里没有中心，每个人地位均等，很可能会出现勾心斗角、明捧暗拆等现象，虽然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却把彼此当做竞争对象去防备。其中包括我们被理解为名利欲的东西。

一旦权力中心产生，权力依附者也将随之出现，献媚是常见的依附行为，献媚者的自我贬低会反过来激发权力者的控制欲望，进而对权力的使用更加严苛。待到这个群体的各种规矩越来越完备，等级制度也会逐步完善，权力中心的权力更加强大的同时，底层的自由空间自然加速缩窄，最终形成又一个集权统治……如今我们以各种方式强调独立自我，就是为避免上诉模式的延续和加固，摆脱他律对判断力的干扰。

10、局域网中的辩论

人们喜欢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世界，但却不是解读，而是定义，也就是说，不在自己经验之内的一概否定之，尤其喜欢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去否定别人。

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偏执的自信，中文舆论场上特别是社科内容相关的话题讨论中很常见这种现象，有些人就是为了骂人而加入的，他们不需要思考分析，甚至不愿听取对方真实的观点，只要抓住一点非个人常识性的信息便强力反驳。

有趣的是，争辩中的对方可能也处于这种状态下，其结果就是完全的认知错位，双方都用高傲的姿态去指责对方，根本辩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常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那种感觉。这便给沟通带来很多麻烦，本网早前专门用一个系列的话题研析社交网络沟通的技巧，为人际关联打底，但如果上述思维模式较为普遍，再高明的沟通技巧也没有用武之地。

11、中国式女权

少部分中国式女权主义者的思维有点奇怪，似乎不是在追求真正的平等，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真正的平等是人格和权利上的，而不是流于形式，比如一项选举，如果规定女性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是性别歧视。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出于男女生理差异而产生的不同，那就不算歧视。

比如，某单位需要招聘库管人员，搬运等重体力活女性恐难以胜任，如果该单位在招聘启事上注明“只要男性”，这就不叫歧视。

有些中国式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给公众带来了歧义，人们认为她们不是在追求平权，而是主张特权——认为女性应该主导，这就是对女权本身的误解。当下极少有中文写手去批评中国式女权，他们私下表示“不敢碰”，如果中国女权主义者带给观察人士是惧怕、避之不及的感受，那恐怕就与平等的追求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