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验:在新媒体上说实话

文/
阿蔼

过去几个月,冲击香港言论自由的事件接二连三,先有《明报》把总编刘进图换成来自马来西亚的编辑,接着《商台》著名的时评主持李慧玲无故被辞退,最令人震惊的是刚被调职的刘进图在街上被二名凶徒斩至重伤入院

不论媒体人还是公民社会,均相信这几宗事件均与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相关。

“公民提名”还是“官方筛选”
当下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方案正进入咨询期,北京及香港的亲中阵营异口同声,指“公民提名”有违《基本法》,要把“爱国爱港”定为候选人 的资格。假如最终方案设有筛选候选人的机制,香港将会上演一系列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当权者对主流媒体老板施压,很明显是为了防止公民不合作运动的扩散。

面对着这状况,新闻工作者发动了多次的游行以作回应。但不少意见认为,这些游行像“例行公事”,表达完愤怒后,又回到日常,自我审查的压力仍在,敢言者随时被调职,甚至被辞退。

新媒体迎战
在困局下,又有些意见说,不要悼念式的回应,要以新媒体迎战。

的确,在过去两年,香港的新媒体不断涌现,2011年成立的《主场新闻》在 Alexa 的本地排名已81位。去年新进场的还有《852邮报》、《巴士的报》,及利用Facebook的公共页面传播的《社媒》和《惟工新闻》等。

互联网令发布的成本降低,令小资本、甚至个人都随时能经营媒体。

互联网垄断
然而,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完全公平和自由竞逐的空间。事实上,互联网上的垄断,与传统媒体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媒体的确较倚重内容和社群互动去建立读者群,但不论内容的发布和社群互动的模式,均受制于大型的平台。譬如说,在香港Facebook的就变成了很多网站的资讯出口,而每当Facebook上改变公共页面的传播方式,均会对这些资讯网站带来影响。

在中国大陆,微博、微信作为资讯的出口,成为了审查机构监控的重地,就是看清互联网上资讯发放的层级关系。当然,Facebook不受中宣部审查,但集体投诉也会阻断讯息的流动,去年中国女权主义者艾晓明裸体半身声援被拘留的叶海燕,就因为被用户集体投诉而遭 Facebook的管理员移除。

新媒体虽然更能以内容,互动和社群去建立读者,但有较雄厚资本的新媒体,可以透过在 Google、Yahoo、Facebook等大型网站卖广告而增加能见度与读者量。在资讯浩瀚的互联网上,资讯的消费像“填鸭” 般,读者很多时是被动地接受,喂养。

若以商业的模式去经营新媒体,它也会面对主流媒体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抽走广告的事情也会发生。最近,主流媒体如《苹果日報》和 《AM730》分别被银行和地产集团抽走广告,而以商业模式运作的《主场新闻》,也面对很大的广告压力。

公共性的辩论变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此外,纵观过去两年新出现的新媒体,有能力透过采访、调查和分析生产新闻故事的少之又少。大部份网上媒体均透过主流和即时新闻评论,以不同的观点吸引不同政治取向的支持者。结果,公共性的辩论变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这是由于新媒体一方面受制于小资本的经营,一方面被社交媒体的朋友发放模式影响,使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效应更强烈。

台湾独立新闻发展模式
当然,新媒体是一个尚在发展的领域,但多元小众形成的公共空间不会自然而生,需要不断的实验与探索。在香港,新媒体更多地与政治和社会运动配合,过去几年催生出好几个小政团;在台湾,地下电台在解严前是反对政治的媒介,随着政党轮替及进一步民主化,近年除了直接由政府拨款资助的公共媒体,如公视架构下的 《PeoPo公民新闻》外,专业新闻工作者积极介入,建立新的平台,不仅发展独立新闻工作者的课程,更在网上建立民间集资支持调查报导的机制。相对来说,台湾比香港走得更前。

用新媒体改变政治议程
传统媒体不断受压,新媒体的确是一条路,但这条路绝不平坦。

互联网虽然开放,但资讯的发放也有权力规律,互联网的管治方式,是另一个战场。而社群式的传递,也使新媒体更分散,不容易形成统一战线的反抗政治。如何在分散多元的新媒体环境,建立反抗性的公共领域 (counter-publics)之间的对话和辩论,生成主流意见与改变的议程,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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