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恐怖主义的误解和对欧洲的偏见

（泡泡特约）7月14日法国国庆之际，法国又遭遇恐怖袭击：在南部海滨城市尼斯，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载重车冲入人群，杀死至少84人，其中包括儿童。法国内政部长卡赞诺夫（Bernard Cazeneuve）表示，另有18人生命垂危。媒体报道说，另有100多人受伤。据检查院通报，袭击者驾驶该车冲撞人群，路线长达2公里。袭击者本人被安全人员击毙。警方称，卡车内发现了这名31岁原籍法属突尼斯人的身份证。尼斯当局通报说，车内还发现了枪支和手榴弹。

欧洲接连遭遇恐袭，中国公众也更多谈论起伊斯兰、移民和难民、恐怖主义、和福利政策了。只是，并不令人惊讶的，绝大多数人，无论公知还是普通人在关注和讨论中所暴露出来的认知，与三、四十年前讨论西方资本主义的时候似乎并无多大区别。

一个社会的集体认知水平，也许未必是伴随与收入增长和开放交流同步提高的，反而可能在许多领域出现各种妨碍认知的封闭或者盲目自信。譬如，关于发生恐怖主义的诸多社会关联，无论是恐怖主义的定义本身及其起源，还是恐怖主义与欧洲社会融合，或者所谓欧洲的伊斯兰化问题，都存在着许多误解和偏见。

很大程度上，这些偏见都是因为社会的隔离而产生。

所谓隔离，极端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那样将黑人隔离在白人城市和社区之外的贫困地带，也隔离在了高等教育和优厚职业之外，仅有极少部分精英黑人如曼德拉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更常见的隔离，不仅发生在阶级结构所构成的社会藩篱内外，也发生在各种偏见组成的认知障碍中，包括因为性别、年龄、贫富、族群、宗教、地域、姓氏和社会地位等各种社会类属差异以及类属不平等造成的偏见。而在实际生活当中，正是这些基于差异的偏见构成了人际之间的隔离，也阻断了知识的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原先的偏见和隔离。

继而，一个建立在偏见和隔离基础上的所谓社会秩序便统治着我们，让我们相互误解、歧视、乃至仇恨，再生产着各种不平等。中国大众对恐怖主义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偏见的受害者，被偏见所隔离，然后无知且恐惧。

例如，什么是恐怖主义？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从各种平台的公共讨论中就可看出，从普通百姓到所谓公知再到政治精英，都不确切了解它的含义，无论其历史，还是现实所指。

其实关于恐怖主义，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存在着许多争论，往往被政治性地歪曲。譬如那些基地组织或者ISIS组织自称圣战者的成员，就曾经多次公开示威，声称他们是自由战士。更不用说20世纪的许多抵抗运动或者城市游击战组织，如二战期间法国的地下抵抗运动或者战后意大利的红色旅、革命细胞，都被占领者或者当局称之为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究竟是指手段还是组织，或者暴力本身，不同的学者也各有侧重。

就概念来说，恐怖主义的出现是相当近代的事情。18世纪末的法语辞典最早涉及，如1798年的《法兰西学院辞典》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系统的政权恐怖。当时的雅各宾派笔下，恐怖主义还是一个相当正面的用词，直到热月政变恐怖主义才和滥用刑事暴力挂钩，尔后不久，在英国保守派例如伯克的批评下，连法国大革命也成了恐怖的代称……不过，对恐怖主义较现代的社会科学解释，则源自1934年《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Hardman的定义，“由一个组织为特定目标所采取的系统性暴力的手段或理论”。

如此貌似中立的解释，颇能代表恐怖主义的古典形态，却不太不适应恐怖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难以反映恐怖主义与有组织刑事犯罪、与战争、游击战的区别。因为，在Hardman看来，这样一种恐怖主义区别于刑事犯罪意义的恐吓和有组织犯罪，不是以暴力方式强迫某些人做什么，有组织犯罪并不追求任何政治理想，而是追求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权力；也区别于群众暴力，毕竟恐怖主义是有组织的暴力，有着一个长期性的目标或者计划。

当然，Hardman倾向于把恐怖主义看作革命手段之一，群众的武装起义因此相当接近恐怖主义，这倒很符合当时对爱尔兰独立运动和苏俄革命的看法。1919-21年间，辛.芬(Sinn Feiners)领导的爱尔兰独立运动，便被看作以恐怖主义行动方式搞革命的代表。托洛茨基在俄罗斯，也是坚持一个小型武装力量就能取得足够政治效果，这在当时被称作革命恐怖。

如果继续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人或者19世纪更早的著名“人民意愿”组织（Narodnaya Volya），就普遍采用暗杀的恐怖方式。后者的恐怖行动，始于1878年8月向彼得堡总督开枪，并暗杀了沙俄秘密警察头子明成泽夫（Mezentsev）将军，翌年亚历山大二世甚至被该组织判处死刑，随后暗杀未遂。

在中国清末，同样出现过义和拳的大规模恐怖，也有民族主义分子对满清官员的暗杀高潮，民初则有红枪会之类的恐怖组织。在公开场所执行暗杀，则是传统恐怖主义的一个手段，既是针对政治目标，又能取得政治影响，在政体内部制造恐慌。即使追溯到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恐怖主义，其恐怖样式即已确立。

例如公元66-73年耶路撒冷的sicarii运动，那些极端的、反罗马的、民族主义成员使用非正统的方式，在假日白天大街的人群中用匕首袭击对手——那些温和的、散居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主义犹太人。便于藏匿的匕首，也因此成为古典恐怖主义的标识性武器，几乎贯穿着随后近两千年，包括爱尔兰独立运动前16-19世纪的反抗。

而当进入20世纪，如1969年成立（分裂）的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和临时派），与其他几乎同时成立的左翼极端组织，如德国的红军派、红色细胞以及意大利的红色旅等，都以爆炸、绑架、暗杀等方式继承、扩大了托洛茨基以来的恐怖主义革命路线。对他们来说，恐怖主义暴力只是通向革命的必经道路，是最好的动员和直接的革命。

这种左翼极端主义，代表着19世纪以来几乎与专制和民主制度同时逐渐成熟起来的经典恐怖主义样式，却几乎是当时另一个概念“城市游击战”的翻版。换言之，当这一1960到70年代的政治暴力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以制造恐惧或恐吓的方式采取的政治暴力行动”，与纪连1960年代初对城市游击战的解释并无多大区别。纪连与切.格瓦拉一样，都是阿根廷人，他在1960年代初撰写的城市游击战手册，也成为当时社会运动者或者所谓恐怖主义者几乎人手一册的圣经。

古巴的斗争模式，也被称作恐怖主义，而格瓦拉，作为象征，虽然极力反对以恐怖方式进行游击战，却总是被国际社会当作恐怖主义的领袖。而按照纪连的理论，无需等待大规模革命的到来，任何一小组规模的武装行动就意味着革命，这是城市游击战的宗旨——因此催生了1960年代的城市游击战－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只是，游击战的范畴通常要比恐怖主义大得多。即使如此，游击战本身也经历着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化的过程。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征服，西班牙人第一次以游击战的方式抗击，打破了古典战争法对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划分，法军无法将游击队与平民区分，最终选择了撤退。

卡尔.施密特大概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战争的历史性意义，他将随后的1814年普鲁士总动员令称之为浓缩了游击队员全新的关键性角色，而以往不被承认的游击战从此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当然，而这种无法将自己与平民区分的方式，很长时间以来被当作恐怖主义，按照战争法，占领国的当地警察有责任抓剿这些游击队员，即在对付刑事犯罪的范畴内维持治安，并且“立即处理”。二战期间德国对待法国的抵抗运动和乌克兰的苏联游击队都采取这种办法，由警察或者专门的准军事人员对付游击队，并由此带来平民的大量伤亡。据估计，在乌克兰，超过一半的平民死亡都是在对付游击队的过程中产生的，而非军事冲突。

这一阶段的游击队员不得不志愿承受着巨大的个人风险，直到战后游击队员的国际法地位才得到逐渐改善，特别是1977年通过的补充议定书正式修订了1907的海牙规则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赋予了游击队员与战俘同等的待遇，只要游击队员在每次战斗时能够做出清楚区分。国际法的变动也被各国军事法典承认和吸收。

1977年，对当时的左翼极端组织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前，他们不同程度地严格将攻击目标限制在军事和政治目标上，避免伤及平民，也就是坚守城市游击战原则，而非恐怖主义，这帮助他们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成功，获得知识界和公众的相当支持。但是爱尔兰共和军1974年在伦敦和曼城实施的一系列无预警爆炸、红军派在1977年那个血腥秋天对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施耐尔的绑架，却开始改变公众的同情态度。

这种城市游击战模式的左翼恐怖主义也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之后新一波伊斯兰复兴运动带来的恐怖主义转型，也就是宗教恐怖主义在随后，直至今天成为恐怖主义的主流，也是巴黎恐怖袭击引发高度关注的背景。

只是，因为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的兴起和扩散，不再是左翼极端主义者或者诸如生态恐怖主义之类，引发了人们对移民融合、宗教和文化多元或者伊斯兰化等社会关联问题的担忧。

特别是与圣战类型恐怖主义兴起伴生的，是独狼型的个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这种类型恐怖主义连带对中东或中亚移民和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

因为从恐怖主义手段上说，这一波圣战类型的宗教恐怖主义大大超出了极左恐怖主义的暴力范式，几乎无限制地施诸普通平民，如在公共交通设施、公共场所进行不加区分、无预警的爆炸和扫射、破坏民航班机等等，几乎吸收了极端右翼恐怖主义和朝鲜、利比亚等国家恐怖主义的一切形式。

按照美国国务院2001年“全球恐怖主义样式”报告中的归纳，恐怖主义指的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由亚国家团体或秘密人员实施的有预谋的、政治驱动的暴力，通常有意为影响特定受众”。也即，以9.11为标志，现代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暴力，并具极强的传播性，已经完全成型，也彻底走到了游击战的反面。

继冷战结束后，这一宗教恐怖主义作为全球化社会的一个伴生物，取代了以往的战争威胁，而以其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和不宽容、大规模杀伤的恐怖效果，成为后现代风险社会中另一支现实的高风险。而它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形态变化本身和本土化的高度嵌入。尤其后者，无时不刻引发人们对自身民主制度、世俗社会、主流价值的担忧。其实，这也正是宗教恐怖主义的威力所在，仅仅最低成本、最小规模的行动和资源，便能引发西方社会的动摇。

所以，不能不从社会学角度深入触及。

相比之下，那些旧的左翼极端恐怖如红军派，不仅历次行动严格控制防范伤及无辜平民——事实上，第一代领导人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围绕斯普林格出版社大楼爆炸的平民伤害，当然，现在的斯普林格大楼大概是全德安保最严密的新闻机构，而且他们的激进主张并未对宪法秩序造成根本威胁，更重要的，他们的成员都来自战后中产阶级子女，尤其是那些父辈身陷战场或者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一代，他们的反抗毋宁是对父爱缺失的不满以及对父辈－父权体系的反叛，其结果更促使社会的反思而非动摇。

首先登场的，是自杀炸弹。

不过姑且不算战争时期的，如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的神风特功，现代恐怖主义第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大概可从1981年12月伊拉克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开始，那次爆炸造成2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一般相信是霍梅尼批准的伊朗情报机构的行动，也是国家恐怖主义。

1982年9月真主党对黎巴嫩总统发动了人体炸弹袭击，开创先河。到1983年10月真主党再次发动针对美国和法国士兵的卡车炸弹袭击，导致约300人死亡，影响了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在随后连串的自杀炸弹袭击下，美法驻黎巴嫩的联合力量撤出，到1985年以色列被迫撤出了1982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夺取的加沙－西岸的土地。

其后，自杀炸弹便成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最为常用的恐怖手段之一，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分裂主义力量也学习并招募战士遗孀组成恐怖的“黑寡妇”人体炸弹，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都可常常遇到这类自杀性炸弹袭击。

最具恐怖和媒体效果的，9.11所代表的航班劫持与自杀炸弹的混合使用，加上撞击世贸大厦这一象征性建筑导致的连带性大规模平民伤亡。自杀爆炸几乎已经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标志，构成现代恐怖主义的最新剧目，对自杀者以及恐怖主义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分析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但是，当人们深入调查这些自杀炸弹者（失败者、被捕者、受训者和家属等），却有相当惊人的发现。

恐怖主义专家Scott Atran在2003年的《科学》杂志上说，与通常看法相反，即这些自杀炸弹者往往被认为来自贫困、孤独和抑郁的边缘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根据来自东南亚、巴基斯坦和波斯尼亚的调查发现，几乎都性格温和、家庭－社交关系正常、且家境良好，只有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者因为长期身处巴以冲突而超过80%以上有暴力或暴力伤害经历，略有不同。

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等地的研究发现，越是高学历的人群越支持恐怖主义斗争，低学历的人群则相反，其支持率较低。这几乎颠覆了所谓贫困和缺乏教育导致恐怖主义的成见，这一成见在许多地区往往还属于政治正确的观念，例如对中国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很多相应政策也可能因此误导。

更特别的，在这些地区，往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群才是拥护恐怖主义最为积极的，这和北非革命的主力人群也是一致的。甚至，他们还会先后加入不同的恐怖主义组织，如同社运者往往参加不同的运动，而不束缚于单个运动或单个恐怖组织。

同时，至少就那些自杀炸弹者而言，尤其在90年代后不再继续原先较为痛苦的训练模式后，他们的驱动力并非所谓宗教狂热，却是“虚构的亲属关系”给予的归属感。他们享受着兄弟会的照顾情谊，并且期望升入天堂后与战友继续保持兄弟关系。以致于，他们在执行恐怖爆炸任务时，通常较少犹豫、害怕、或者怯弱。

因此，自杀性爆炸的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和低成本。按照巴勒斯坦指挥官的估算，一个人体炸弹的成本只约150美元，其中大头还是前往耶路撒冷的交通费，却能取得相对较大的传播效应和恐怖效果。更重要的，如此心理，与欧洲本地对穆斯林移民社群的研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欧洲移民问题。

譬如说，早在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前，德国或者欧洲伊斯兰化的危险已经在精英和舆论届发酵多年，担心扩大的穆斯林移民可能危及西方的灵魂。

早在2010年，资深的社民党人、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萨拉辛(Thilo Sarrazin)出版了一本书，《德国的自我放弃》，警告德国的低生育率和涌入的穆斯林移民两者结合可能会毁掉德国目前的繁荣。这本书上市以后即大卖，进入战后非虚构类最畅销书序列，萨拉辛本人则因为这一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迫辞职。但是，从叙利亚难民踏上德国土地的一刻，有关德国认同的讨论再度兴起，也是此次德国默克尔政府做出接纳难民决策时所面临的主要舆论牵制。

而此次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当地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基社盟(CSU)在10月初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将花费数百万欧元用于德国宪法和价值观的教育，主张抵制“多元主义”，维护“原生文化”(Leitkultur)。

所谓原生文化，本是有着阿拉伯血统的德国社会学家悌比（Bassam Tibi）1998年提出，也可以被理解为引导文化、核心文化等。在他当年出版的《没有认同的欧洲》一书中，原生文化并非南德代表的传统风俗，而是有关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系指那些构成德国现代性的基本价值：民主，世俗主义，启蒙，人权和公民社会。据此，他反对价值中立的文化多元主义，也反对移民们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平行文化。为德国公众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所担心的，也恰是后者。

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和难民，通常不是被德国原生文化所同化，而是继续生活在原来的中东文化体系中。如沙特政府最新表示打算在德国为叙利亚难民建设200所清真寺。

当然，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去年夏天以来已经有几百难民不知所踪，而且这些失踪的难民似乎是拿着假护照从希腊入境的。尽管叙利亚早就盛行各种假护照，人们还是有理由担心这些失踪难民是否为ISIS派进来的。法国恐袭案后，这些担心变成了现实。人们还能相信欧洲现行的移民政策吗？

其实，作为ISIS精心选择的目标，巴黎－法国在移民和融合政策上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尤其相比德国的社会团结政策——总是将难民强制分散安置到全国各地，萨科齐执政以来就推行各种排外政策，如驱赶吉普赛人、强行禁止头巾等，这些貌似维护本国主流世俗文化却不宽容的许多政策，却极容易让本地移民感受到受排斥。

如果说第一代移民尚且可忍受这种不宽容，毕竟他们的境遇要比母国改善许多；但是对二代移民来说，这种不宽容只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经济的相对剥夺感。这与黎巴嫩来自当地主流社区的自杀炸弹者有很大不同。

反例之一，根据北约2007年以来的移民研究项目，那些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参军移民，其参军目的多是为了在制服之下获得更大的平等，而不是阶级上升。而且，习惯于集体主义的年轻穆斯林们，身处个人主义社会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往往拒绝法国或者德国的认同。哪怕原本宗教意识淡漠，也很容易被清真寺的宗教－兄弟会生活所感动，重新皈依。

通常，年轻穆斯林移民的这一选择还会受到家人的鼓励，作为保持移民家庭价值的一个选择。然后，他们可能在清真寺被激进组织招募，最终卷入恐怖主义活动。例如德国这两年就有大约700名年轻穆斯林离境到叙利亚参加了ISIS。而最让人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在叙利亚干了什么，而是如果他们回到欧洲会干些什么。

恐怖主义其实有着更复杂的背景和类型，欧洲的问题也远不止移民和恐怖主义。只是，连接不断的恐袭打破了一切的幻觉，让世界民主的中心突然间置于杀戮的战场，一切的秩序和既有隔离都被穿透。恐怖主义者想做的，无非是以最小的代价动摇民主社会的制度信心。但是，至少在理性的层面上，人们至少还能努力地保持思考。这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