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误解引发对中文社交媒体政治参与的思考

(泡泡特约)一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美国籍艺术家发布了一条twitter:“China smacking = Bashing China to get retweets. Cheap shots at an easy target.”大概意思是说“骂中国的行为是为了获得转推。这是针对一个容易的目标的低级做法”。

看起来是个严重的误解,很令人心寒,相当于无视那些因批评政府而被抓捕、惩治的中国人。不过奇怪的是同样的思路并不陌生,我曾经接触过的一位玩微博的日籍网友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说:“批评中国政府让我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很多粉丝,看起来这是个扩大影响力的捷径”。当时他是在闲聊中这样表达的,环境语境方面都没有必然刻意的需要,可认为代表了真实心态。同样是外籍人士、他们在置身事外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于是全部目的就浓缩为一点:传播。
就还要绕到本网经常提及的传播心理问题。对大多数网民来说,表达是为传播、传播的基本目的是彰显态度和获取更多支持的反馈,就是那位美籍网友说的“target”。能达成这点的前提是发布者观点与足够大的群体存在基本共识,上述两位外籍人士得出的结论所面对的是中文舆论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政治批评”在中文舆论场上应该是占据大多数的,于是美籍网友推测那些批评政府的中国网友是在刷粉、日籍网友则真的“发现了实惠”,从而“效仿”。
但他们没有区分出批评和正面反对的性质完全不同,而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对中文程度不够的外籍人士来说,这两种舆论有些时候是不容易区分的。真正的政治反对不单无法换取足够的影响力,甚至难以留存,近来审查者已经进化到了容许、甚至部分鼓励“建设性批评”的程度,以伪造“百家争鸣”的假象。这就是那位日籍网友能感受到影响力膨胀的原因。
那么第二层意味便是,中文舆论场上有可能仍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网友在拿批评当反对(或者反对的姿态),想来应该是判断的条件不对。在长期审查的情况下,中文网民的判断主动性已经逐步被打消了,很明显,有些时候看起来“没那么敏感”的内容也被删除,而另一些看起来“敏感”的内容却能持续存在着,审查的标准过于模糊,同时反审查群体是大众、加之传播效果又是社交网络使用的主体需求,那么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最简单的判断方式——被删除的是好东西。于是基于内容的分析就被淡化了。
其实审查是有规律的,之所以有些时候所谓“建设性批评”被处以和正面反对同样的结果,有可能是话题本身带来的敏感性。解析被曝光的五毛团队指令会能发现这点,高敏感的出现很多来自于具体事件和特定时间点,当局对此有针对性管制,不论观点如何,一律严控。稍作观察便可发现,那些被统战的大V都显得“很会选话题”,他们能在主动绕过审查敏感点的同时满足足够大范围的传播效果,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反对,而是传播。虽然这些中国公知的公信力已明显下跌,但他们的“传播特色”却广被效仿,或许源于普通网友羡慕他们的影响力资产吧。
社交网络上的思考判断有可能建会立在一种刻板印象上,因为互联网是人的关系,不是内容的关系,人们总会首先通过衡量发布者与自己的关系强度来选择如何去理解对方的观点,对不熟悉的对方容易首选质疑的态度。我前天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7号晚间,在传播关于维基百科英文版已经可以在大陆直接访问的测试结果时,有不甚熟悉的墙内网友就此认为我在“维护审查”。其实我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这是做为媒体的职责,且通过日前我对相关话题的评论也能理解我的立场,但不翻墙的网友看不到我发布的观点,于是即便有基于内容判断的能力也无法实现。阻隔是强化刻板印象的主因。
同样道理,圈子也和GFW一样属于物理性阻隔,在中文舆论场里这两者同时存在、强度不相上下,共同体原子化的现状完全合乎逻辑,进而就是无法阻挡的修辞学僵局和会话断绝,刻板印象成了基础认知方式。已经有一些观察人士意识到了这点,但都没给出解决方案。其实理论上解决起来并不难,根源就在上述,GFW可以用翻墙软件对付、圈子可以用改变习惯来破解,但由于习惯难以改变,圈子的同质化又进一步造成对翻墙问题的近似处理方式,一个死结就形成了。
近年来很多海外研究人士争执于“社交网络是否存在沉默螺旋假说”这一问题,其实对中文舆论场来说,它应该存在于某些层面,而不是全部。基于墙内管制大环境的强行塑造所谓主流舆论,沉默螺旋应该是存在的,但在墙外中文圈里,标新立异是为风尚,坚持自己成为绝大多数网友的共识,沉默螺旋理论上不存在;不过换到圈子层面就没有墙内墙外之分了,圈子内部存在、圈子之间不存在。如果某种态度在某个区域内能与该区域“意见气候”相吻合,沉默螺旋就不存在;反之,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甚至违心妥协于“意见气候”。足见翻墙和打破圈子是很重要的。
日前有观察者对微信朋友圈刷屏“主要看气质”话题的现象提出疑问:“中文舆论场已经变得拿无聊当有趣了吗”?其实这不过是沉默螺旋状态下的一种挣扎——尽量绕避有可能存在的分歧、同时还要找寻尽可能大范围的共鸣来打破沉默。同样道理的折中模式,部分政治积极人士开始倾向使用市井化修辞方式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以期更符合网络传播环境,同时淡化理论派系间的争议。如果能控制好不流入肤浅,这种方法理论上可行。不过基于传播心理,受众的注意力往往不在内容的真实所指上,以致实效不彰。
第三层意味就是网络政治表达的背景:体制环境所迫。威权体制剥夺了人们实体政治参与的权利,于是网络做为当下重要表达途径可以令人们获得一种虚拟参与的满足感,进而误会了“批评的价值”。批评之所以和正面反对不同性质,根本原因不在表达的内容上,而是表达的目的:建设还是拆解。对后者,如果见解不能体现实用性(哪怕是挖掘方向),就会沦为纯描述和总结,进而化作另一种批评。在传播心理惯性之下,这种转换是很容易发生的。
民主国家的正常运作有赖于民众的积极参与。传播学有“社会资产”概念,与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关系,重视人际与社区、关切人际的互信程度和社区的参与。于是传播学认为,社交网络容易造成人际疏离,从而削弱社会资产的能力。但对于极权体制来说,网络的价值在于有机会绕避实体的网格化维稳从而强化人际关联,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然在强大的传播心理作用下,大部分人不会去考虑实体连接,于是又绕回来了——一个关于究竟是为了传播而表达,还是为了实现而表达的问题。
总之,对于两位外籍网友的误解,中国政治观察者有必要思考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它们确实存在,且解决方法一样可见,困难在于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并主动去改变,成效是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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