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官家特许经营的自由

(泡泡网特约撰稿) 连日来,一篇题为《我心澎湃如昨》的文章在朋友圈里被刷爆了,但这篇文艺煽情范儿的文章并非豆瓣某热帖,而是坐拥数亿元投资的媒体项目发刊词。澎湃新闻的CEO邱兵先生在文中讲了一个关于80年代的青春故事,并把这个互联网产品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

后台
抛开坊间如何褒贬其发刊辞不谈,澎湃的登台亮相迅速成为了互联网的传播热点。拥有几大财团三四亿元投资的澎湃新闻不差钱,也不吝于展现自己的野心壮志——“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在中国,市场对政治新闻的饥渴度很强,但也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透明性,时政新闻的操作空间向来极其有限。纵是在业界以其揭露性调查报道享有盛誉的财新传媒,也多得赖于创始人胡舒立在政商界的关系脉络而保得政治安全。而澎湃似乎不打算对“有后台”的传闻做出澄清,乐得给大众以“自由官媒”的印象。

政府抢夺网络舆论主导权
澎湃新闻的诞生是带着政策红利的,作为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的重点战略项目,获得了官方从资源到舆论的全面支持。与此同时,据国内媒体报道,另一个由深圳政府投资的新媒体项目“前海传媒”也于7月23日在深圳诞生,主打金融新闻,媒体人刘洲伟出任CEO。至此,形成了“新华社发布”、澎湃新闻和前海传媒等政府背景的新媒体三足鼎立的格局

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媒体人欢呼雀跃的“新媒体未来发展方向”可能只是一厢情愿,这些集群式出现、有着政府出资背景的新媒体平台,不过是又一批戴了红顶的媒体“国家队”,也是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时代抢夺舆论主导权和影响力的又一次尝试。早在2009年,就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对外传播能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政府注450亿巨资打造CNN级别的国际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和CCTV各150亿。而习近平上任后,更是极为重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多次提出要加强执政党对宣传思想舆论阵地的管理。更是在去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819”讲话中,强硬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舆论打压并行
跟邱主编的“理想主义”一起澎湃的,是中国政府新一轮打压舆论、收紧互联网管控的浪潮。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从去年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到最高检出台的“500转入刑”,再到运动式批网络大V,中国当局通过一系列的“舆论整风”对日渐活跃的民间舆论施予强硬打压,试图夺回舆论阵地的主导权。而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媒体行业也进一步加强了管控,严禁记者跨行业、跨领域采访,且禁止未经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更在这月初下发文件,禁止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为境外媒体撰稿或提供信息,这一举动也间接防止了在国内被封杀的真相报道在海外媒体刊登的可能。

这边是澎湃新闻上线的豪情和踌躇满志,那边厢是愈加逼仄的舆论空间。而你若想到中宣部副部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作为习近平政府舆论管控一线负责人的鲁炜刚刚视察过澎湃新闻,还会为邱主编的理想主义情怀而热泪盈眶么?



变革的假象
作为一个媒体品牌的澎湃会不会成功,是纯粹业务层面的讨论,但澎湃绝不是中国媒体界一个具有改革意义的创新或放宽新闻报道自由的信号,而不过是政府尝试以新的宣传方式把握舆论话语权,改变旧式宣传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修辞学的“试验田”罢了。澎湃的时政报道,无非是从僵硬落伍的“新华体”变成了更适合互联网时代传播规律、易于民众接受的话语方式。

中国媒体曾有过时政报道的春天,那是十年前的南方周末,程益中时代的南都、以及胡舒立的《财经》。时政报道的灵魂,在于一次次尝试突破舆论禁区的调查和爆料。而默认特许后的反腐报道,却与华丽版的中纪委网站通告无异。毋庸置疑,澎湃所报道的政治,是经过滤和官方默许过的“爆料”,是官家特许经营的“政治新闻”。无论是反腐的“打虎记”系列,还是抢先报道芮成钢事件,概莫如是。在中国,对时局安全的发声是需要“特许”的,君不见中国官方在热闹的反腐“打虎”,而同样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许志永们早已身陷囹圄。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不多。《环球时报》也自称在拓宽中国的言论边界,但他们所谈论的敏感人物和事件,无论中肯或偏颇,都没人可以回应。一个只有独唱的舆论舞台。

生意终究是生意,无论是把民族主义做成生意的环球时报,还是高举理想主义招牌的澎湃。其背后都是价值观的缺失。

而政治也终究是政治,无论报道复杂中国的环球时报,还是号称“什么料都敢爆”的澎湃,其背后都是一张官家特许经营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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