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闻管制下的“临时”媒体人

(泡泡报道)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在一家知名网站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小朱(化名)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发帖员,上面有选帖员、审帖员,下面还有删帖员。”早在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就联合发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在每一个持有“新闻牌照”的网站,都有大量的员工像小朱一样,从事选、审、发、删的工作,以免违反该规定划出的细致而全面的禁区。他们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评论员一样,都被称为“媒体人”。

网络媒体监管严格

互联网的发展,迅速催生了网络新媒体的繁荣,很快引起了当局的重视。胡锦涛2007年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2004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在500项“确需保留”的行政认可中,“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许可”位列第372项。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划定了9项禁区;而在此后(2005年)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又把禁区增加到11项。后者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的内容项目。

违反规定的网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2013年5-6月期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依法查处一批非法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务网站。截止6月27日,有31家非法从事新闻业务网站被关闭。即使一些知名网站也不例外。2014年7月29日,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传播情色信息被曝光;2014年10月19日,腾讯大秦网曾因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关停7天。

传统媒体监管更甚

在中国,媒体一向被称为“党的喉舌”,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归口管理单位”,维持着或明或暗的体制联系。在“文革”和“1989年六四”中,都有媒体因此而上位,或者因此而遭殃。1989年以后,当局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日趋收紧。

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整合成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BBC中文网在一则题为《中国传统媒体监管走向一体化》的评论中指出:

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虽然在行政职能上隶属国务院,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听从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而且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中共控制媒体的重要工具。此外,除了不断向中国国内各级新闻媒体机构发出行政指令,掌控中国国内舆论动向和进行言论审查外,这两个机构也担负着严控外来媒体进入中国的渠道。例如,所有外来广电媒体要进入中国落地或与中国媒体进行内容合作,事先都要经过广电总局的审批通过,而境外杂志在中国境内的出版发行,也需要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首肯才能成事。

中宣部或者地方党宣部门,以及各级政府所属的监查部门,或者具有指导性地位的媒体,则经常会发布一些涉及禁止报道、删除、禁止评论等方面的指令。小到不允许使用“蒙古大夫”指代庸医等禁忌(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汇),大到具体对某事件、某人物、某用户,甚至某词语的全网屏蔽,可以说应有尽有。

2014年5月26日,腾讯公司员工张贾龙被通知解除合同,理由就是他有“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行为”。而这些“商业秘密”,指的就是这些指令。随后的6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称,“应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规范管理”,“其中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信息等,都属于职务行为信息,应加强管理”。

媒体人各寻出路

这些禁令,以及各种各样的审查,不管是针对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营造了同样媒体环境。对这样的环境,身处一线的“媒体人”最为敏感,而他们也只是把媒体人当作一个临时的身份,各寻出路或者正在各寻出路。

媒体人“九段”(网名)说,他1995年开始记者生涯,之后做过编辑、评论员、评论编辑,2000年在财经时报做评论编辑。期间,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之后,活跃在网络,提出了“新闻的公平原则”和“新闻监督的主体应是强制的”,以及“话语权不对等条件下的新闻监督方式”等观点。

2003年后,他又在《新京报》、《领导者》杂志、《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深媒体人,九段认为,他当初选择留在国内从事新闻,是有着所谓新闻理想的,尤其是作为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工作者,那种有别于喉舌的操作方式以及当时引发的效果,很类似后来的网络,“这种效果是一种支撑”。但是中国媒体环境的现实,从高度管制到媒体人的普遍堕落,很容易让人变得愤世嫉俗直至绝望无奈。“在我20年的新闻生涯中,坚持是一种‘罪’。”九段这样总结自己的媒体人经历。

2009年,已经觉得所谓的新闻毫无意义的九段,终于转行金融业。这与中国新闻环境的越来越恶化有关,他认为,“年轻一代的新闻人多数缺少激情,只以饭碗为务,其中拔尖者基本都是各种小圈子敲诈,已经彻底堕落”。

在2014年7月底离职的广州纸媒记者何光伟认为,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报社不景气,工资太少。“这个行业就是一烂摊子。领导全是官员,他们是不会做新闻的。”“以前有点小理想,现在想想很好笑。在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度,谈新闻理想是个不现实的问题。”谈及以后的打算,何光伟说,“我也会加入到你们的队伍(自由撰稿人)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环境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只是养家糊口吧。”2010年来到北京时的小朱,月薪只有40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8000元,但是要应付越来越昂贵的房租和生活费用。“每天发帖子时,我都怀着给自己发讣告的心情。”另一名“发帖员”,小朱的同事说。

陆媒在职媒体人老孙(化名)说的很实在:讨论新闻理想,都绕不开一个现实,传统媒体是靠新闻管制来庇护和包养的,其内部的权力体系与政治体制同构。因此,媒体的价值观不可能脱离党手中的那条绳。市场化媒体近二十年来对政治文明和市场规则的鼓吹,不过搭了体制演进的便车。对基本是非问题,绝大多数媒体人是口齿不清东摇西晃的。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媒体内部高管鼓吹新闻理想,伪,底层鼓吹新闻理想,悲。说得再漂亮,也粉饰不了上下相疑、同版异梦的真相,底层如有可赚快钱的好去处,早滚蛋了。高层如有更多优质求职者,早撵了手下这帮老刺头。连这个前提都忽视,你在记者节写感想写得猝死黑网吧,又有何益?

“所谓新闻理想,不过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可疑的大框。缺少体制慰安的屌丝们抱团取暖,歌哭在此。理想,首先得有目标,得有可行性评估,新闻理想的目标是什么,可行性在哪里?说到底,记者不过一份工,勉力做好即可,动辄理想时代啥的,不过是无耻的僭越,无冕之王本就滑稽,再想黄袍加身就只能押上底裤换了。都别给我装悲壮,你悲悲不过聂树斌唐慧,壮你壮不过杨佳钱明奇。记者本就是一个蘸人血码字换口粮的行当,别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我不出奈苍生何了,累不累呀哥们儿?”老孙就职的媒体福利挺高,但他表示,如果能尽快寻到好的出路,也绝不留恋媒体行业,“得先考虑养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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