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CCTV的那些日子

文/
Wiki

【编者按】Wiki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系学生,他利用假期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受过多年新闻教育的他,如何感受大陆的媒体审查机制?他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本文首发于香港独立媒体

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机构的情况,虽然我只是在综艺频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这个机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细碎的事和话,未能尽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特别的经历。

抵埗

刚抵埗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职员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综艺频道实习,确实的栏目则未定。坦白说,当时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原本申请的是新闻频道,亦一心抱着观察内地新闻运作的目标来到北京,对于被分派到综艺频道这个安排,实在是始料不及。后来,我被分派到一个综艺栏目担任导演助理,主要跟随节目导演组工作。

由于我与另一位来自树仁新传的同学,对于分配频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们多番与人力资源部沟通,希望可以调换频道。起初中央电视台方并不允许调换申请,理由是我们不熟悉内地事务,以及新闻频道位处“新台”,怕我们长途跋涉会有危险等。后来,港澳办人员介入周旋,中央电视台终于答应将我们调派到〈中文国际频道〉。然而,人事部解释进入“新台”的手续严谨,必须要经领导审批才可取得入台证,需时甚久,着我们耐心等待。最后,我们等到实习完结的那天,都未获批该入台证,换言之我便在综艺频道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期。

这趟申请调配频道的风波,虽看似与实习经验无关,却侧面折射出内地媒体运作的作风:

第一,安全监察极其严密。任何人要进入电视台范围必须持有入台证,而入台证的申请手续非常繁複,需经多重审批,包括申报详细个人资料、撰写入台报告、领导逐一批核等。加以,电视台入口有个武警把守,逐一查证进出人士,没有入台证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进内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闻实习生。申请过程中,人事部人员一直推搪说不能调动,理由是怕我地长途跋涉会有危险,故不希望将我们安排到位于新台的新闻频道。但事实上,新台与我所住的宿舍之间,只是半小时的地铁车程,而且中途无需转车即可直达,可见其“担心”是不合理的。我们推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自香港,故不便进入新闻部工作。后来我跟一位同事谈到这个问题,他亦爽快地说:“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进入新闻部的,中央电视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统僵化。我们多次向人事部职员提出调配部门的意愿,但对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塘和拖延,并没诚意进行沟通。直至后来港澳办介入,事情才有转机。

这次可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地媒体的严密与封闭,内地政府的确是极其小心地保护国内媒体,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触到内部的资讯,甚至连踏足电视台范围亦不可能。至于对频道的安排,我虽然失望,但是后来慢慢想清楚,又觉得即使处于综艺频道,我仍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媒体的生态和运作,于是我便慢慢开始投入和尝试享受我的工作。

工作和观察

两个月的实习期里,我都是在同一个栏目组中渡过的。这个节目的主要性质是“向艺术家致敬”,其实即是邀请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员上台到场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晋艺人、表演者或“具启发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励志故事的主人公),从而达到新人向旧人致敬,以及娱乐观众的目的。栏目组共有八位导演,包括一位总编辑,另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共十多名;节目每月录影一次,每次录製六至七集,每位导演负责一至两集,每月录影期为三至四日。

因此,除去那几天的录影期之外,其余时间我都是留在办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随导演开会,商讨嘉宾选角和节目安排。总编辑安排一位年轻导演作为我的实习导师,由她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于我不太熟悉内地艺人和内地节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时间裡,我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观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节目的要求和团队运作。

我发现,导演们每星期只有两至三天会待在办公室,其馀时间便会留在家中构思节目内容和联络嘉宾,只有开会的日子才会回办公室,向总编辑报告他们的构思和进度。当导演们回来开会时,我便会坐在一边仔细观察,慢慢我发现他们请来节目的嘉宾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点:所有嘉宾必须“政治正确”、超过一半以上的所谓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节目中唱的歌都是我们口中所说的“红歌”……因此,可以选择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难怪节目收视持续下降,因为根本没有新鲜感,节目模式又那麽单一,又如何能吸引观众呢?一位导演曾经抱怨道做节目真的很难,他说:“为什么一个国家电视台,那麽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实他和其他人一样,心底里都知道答桉,但还是忍不住抱怨。

后来,当我渐熟悉情况后,导演开始安排我上网找一些艺人的资料和构思访问内容,过程其实是颇吃力的,因为我要在极短时间内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后再构思他/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呈现角度。在我上网搜索那些艺人的过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内容审查对于节目创作的影响有多大,因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合规格”的艺人实在少之又少,尤其内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绝大部分都是有共产党背景的,作品中亦渗透了极多歌颂政权的内容。那时侯,其实我的心挣扎得很厉害,因为我不愿成为宣传政权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岗位又要求我这样做,那些我最不情愿看到的内容,正正是电视台最渴求的。后来,我仍是坚持了那条不可跨越的原则,同时做了一些折衷:一、我尽量推荐那些有名气、内地官方可接受,但与政权关系不那么密切的艺人。二、我推荐一些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艺人,但是发掘他们非政治化的一面作为节目呈现角度,例如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除了节目选材外,另外一个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观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气氛和态度。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本以为那里的工作环境是极之严格和高压的,但是我观察到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态度颇为懒散随意,而且心态轻送,并不如想像中紧绷,可体现于以下几点:

一、录影完后的一个星期,导演们都不会回办公室。

二、导演组不在办公室的时侯,其他人几乎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因此他们会找活动来消磨时间,例如上网看娱乐新闻、看小说、玩“斗地主”等。

三、他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会去附近的室内运动场打羽毛球,费用由单位支付。做完运动后会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节目的收视一直下滑,频道主管提出若情况持续,便会停播节目。但是,他们对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开了一次会商讨对策,但是仍然沿用旧有节目模式。

五、电视台对实习生没有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只是很随心地安排工作内容。而且实习生人数似乎没有上限,在我实习的两个月内,便先后来了五个实习生,但都是投闲置散、没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阵子,认为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因为这是综艺频道,而且我所在的节目不是重点节目,因此工作压力较小。第二,由于一个月只录一次影,所以工作编排不算紧密,较为轻松。第三,工作地点的因素。这裡要补充一下,其实这个节目的办公室并不在中央电视台的范围内,而是位于台址旁边的“梅地亚中心”,进出无需出示入台证,保安相对宽松得多。

由此可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组织工作并不如想像中严谨,甚至可以说散漫和不思进取,但是大多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只要完成自己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节目质素。对于实习生,正如上面提及,电视台根本没有一套训练机制,只是随心安排一些很琐碎的工作,例如上网找嘉宾照片、帮忙下载电影片段、冲咖啡等,说真的,能从中学习的空间很小。加上,实习生人数不设限,而且没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机制,我与另外三个实习生聊天时,才发现他们都是依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台工作的,而且没有签下任何合约之类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对这种“潜规则”感到十分吃惊,虽早有听闻内地工作极倚重人际关係,但亲身见证时又是另一种滋味,两个月的暑期内,一个总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栏目,竟然先后请了五个实习生,由他们对实习生投闲置散的作风可以看出,其实栏目根本不需要这些实习生。

当我意识到这个现实后,灰心了好一阵子,因为我预视到自己将被投闲置散的事实。然而,我不甘心这样浪费两个月的时间,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极之主动地学习,甚至要厚面皮地争取工作机会。虽然总编辑安排了一位导演作为我的导师,但其实那位导演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开头的几个星期裡,她都只是叫我观察导演们开会的情况,即使去到后来她叫我搜集嘉宾资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于是,后来我主动要求为导演构思专场的嘉宾人选,向她解释每个人物的可看点,并构想整集节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帮她剪辑现场录影的片子,她开始也很惊讶,因为实习生极少会接触到这些后期製作,但是最后也愿意给予我这个机会,耐心地向我解释影片的要求。最后,我也终于有属于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纪念,我很感激这位导演。

在剪辑节目片子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内地严谨的节目审查。一位专责于影片剪辑的年轻同事告诉我:“这(剪片)没有你想像中那麽简单,尤其你是从香港来的,判断不到哪些东西要、哪些不能要。”听了他的话后,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节目的内容比较轻松,嘉宾的背景也比较简单,因此剪辑过程尚算顺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导演看了我的初稿后,要求我将一段嘉宾提及辛亥革命的说辞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权意识的东西对内地而言都太过敏感,连国父带领的“革命”亦不例外。

我与同事的对话数则

我与北京同事的交流,绝大部分停留于闲聊的层次,例如他们经常问我香港有什么必去的景点、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几次的对话令我记忆深刻,虽然都十分简短,但足以反映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第一次,是我与栏目总编辑的极简短谈话,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对话如下:

总编辑:“你是读什么的?”

我:“我是读新闻的。”

总编辑:“那你为什么会来综艺频道呢?”

我:“这是中央电视台安排的,我原来申请的是新闻频道。”

总编辑:“在内地做新闻跟香港很不一样啊,内地太多东西不能说了。”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很理所当然,但脸上带有几分无奈。后来我从另外一名实习生口中得知,原来他也是大学读新闻出身的,后来辗转来到综艺频道,但并不喜欢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实习朋友说:“我感觉到老师(总编)也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内地做新闻太难了,他也没办法,只好一直待在综艺频道。”

第二次,是我与一位女同事的对话。由于她的丈夫是台湾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较开明,政治触觉亦比较灵敏。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关占领中环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占领中环吗?为什么呢?”

我:“对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普选,而且中央政府在回归时就答应了香港人要‘民主回归’嘛。”

女同事:“但你觉得有可能成功吗?”

我:“成功的机会很渺小,但也要试试。现在回想,‘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圈套。”

女同事:“本来就是圈套嘛,怎麽你们现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内地那样的。”

她说最后一句话事的语气是带点可惜的,彷彿在感叹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国政府的骗局。我不知如何回应,原来内地人对一国两制的“阳谋”,看得比大部分港人还要通透。

第三次,是与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实习生的对话。对话发生在节目录影现场,那天刚巧请了两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同事突然说:“我最讨厌新彊人!”在场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于新彊的连串骚动所致,没有人作声回应。

然后,我跟那位实习同学开始聊起新彊,然后再谈到台湾和香港。因为她在美国留学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较开明,亦颇清楚港台发生的事。当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况时,她的回应与那位女同事一样:“一国两制根本就是个骗局。”然后她提到占中:“那是没有可能成功的,对共产党来说香港只是个小地方,不管你怎么搞、怎么闹,它都不会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闹成这样,不也是老样子吗?”她说内地人普遍的态度都是:“香港人要闹就闹吧,反正也闹不出什么来!”我不知道这是事实,抑或是一种民众的错觉,彷彿香港是一个不值得关心的课题。最后她反问:“你真的觉得占中会成功吗?”我一时语塞,只能回答:“就算不会成功,也至少有努力争取过,总会有一点点效果的。”

最后,是与一位内地新闻实习生的对话。她说,原本她的志愿是当记者,所以当初才会选择新闻系,但后来发现在内地做“新闻”有太多制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问她:“难道你当初不知道内地的新闻业是这样的吗?”她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贱,总要见识过才会死心。”我问她毕业后有什麽打算,她说她想做休闲杂志的记者。虽然很可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新闻系学生,我又能怪她什么呢?

反思

一直以来,对于中央电视台的立场和报导手法早有听闻,当初我亦是抱着“观察者”的心态来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这个作为国家最大喉舌的机构,观察它的内部运作。虽然最后我未能如愿进入新闻部门,但是从综艺频道的经验裡,多少也折射到这个系统下的媒体的限制,因此这个经验仍然相当难忘。

我清楚记得,在实习第一天,刚好碰上综艺频道主管与该节目组开会的日子,开会的目的是要检讨日渐下滑的收视。会议中,剧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提出很多内容上的限制对节目收视的影响,例如很多当红的嘉宾都因为各种理由而不能採用,又或者节目的风格太过拘谨和形式化等。然而,领导并没有正面地回应剧组人员的意见,只是一直强调电视台对于节目製作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会议尾声中说的一席话,他说:“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说直白点。你们要记住,我们是宣传共产党的,不是搞艺术的,所有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都不可能播出。”虽然一直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守则”如何,但亲耳听到时,那种赤裸仍令我感得异常震撼。事实上,后来的工作和观察中也印证了这个“使命”,所有节目内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确”。

回到香港后,很多人问我在是次北京实习中学到什么,我的回答都是:要视乎你怎样定义“学习”,说真的,其实在实际工作经验上,学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观察中,我的确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着,是这次的经历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体自由(相对地),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资讯被封锁的国度是多麽恐怖,而当传媒成为政权的宣传工具,又是多麽令人心寒。

后话:北京的上访者

虽然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内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电视台东门的入口。实习的两个月裡,每天我都看见一些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上访者,在门外求见央视领导,希望中央能正视他们的冤情。其中一位妇人用花布蒙面,手拿着申诉的纸板,每天早上都站在东门入口,直至我离开那天,她仍旧在那。又有一个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样写着写满冤情的纸板,任由路过的途人围观,但只出现了数天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甚至有位带着女儿的父亲,在央视门外搭起帐蓬,显示非要与央视领导人见面的决心,同样地,这对父女只出现了数天。还有很多不同的上访者,趁央视员工上班和下班的时侯,静坐在门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传媒的注视、为他们申冤。

我曾经主动与一位来自天津上访者交谈,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天津被一辆车撞死,报桉时发现原来涉事司机是公安局干部的儿子,非但入罪失败,而且还恐吓他和家人噤声。他的母亲不服,来到中央电视台门外申冤,但是待了两个星期都没有人理会,后来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强制拘留,下落不明。于是,他决定接替母亲到央视报桉、求见记者,将事件曝光,还双亲公道。我问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说:“等到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见我。”我听后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央视不会理会他,可能他的下场亦与母亲一样,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对不敢想像的刑罚。

这时,两位同事刚好经过,二话不说将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说:“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们都是疯子,从各地来到北京讨便宜,要是让他知道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定会纒着你不放,你的麻烦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还未来得及反应,她的这番话的确让我犹豫了,我追问:“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电视台都不会管吗?”她回答道:“不会理他们的,每天都那麽多人(上访),中央电视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个,就会有更多人跑过来。”我没有回应,因为我明白我说什麽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正义”、“人权”、“法治”等词语在我们之间都只是空洞的沟通符号,她不会理解我对这些价值的坚持,因为她一直以来都被禁止拥有这些意识。我继续发问:“那中央电视台就一直让他们待在那儿?”她说:“如果他们不闹事的话,就不会管他们,就让他们待着。”我有点意外,一直以为央视会驱赶上访者,但原来对上访者视而不见,才是它一直以来的策略。

我们走着走着,发现那位上访者追了过来,他把几张写满冤情的单张塞到我手中,嘱咐我要把他的情况告诉更多人。我接过他的单张,除了说几声“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还能安慰他什麽,只是感到很心酸。电视台大楼永远守卫森严,大门前的民警没有表情,进出的人们也没有表情,没有人敢为这群上访者驻足半步。至于我,作为这个机器下的一个小小的实习生,除了将那位上访者的故事带回香港、告诉更多人,也不知能为他做些什麽,但愿他与他的母亲平安。

评论

如果你进入了新闻频道 估计就要签什么协议 你也发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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