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社会变革:数字媒体做不到什么

文/
夕岸

我们不应该责怪不给力的数字媒体,而是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需要付出实际代价,面临社会风险的行为上,真正贡献心力血汗的人,永远是社会中的少数。

过去五年,每一场新的革命和社会运动,都会将一些新的数字媒体推向舆论前台。而数字媒体的普及,则激发了新的革命想象:借由新技术,更多的人将自我组织,自我动员,自我启蒙,他们将更少受制于传统的,极少数的社会运动领导方。集体行动,似乎让位于很多个人和小社团的分散化行动。

新革命想象的流行,引发了关于社会运动“去中心”的争论。怀揣话语权的评论家们,有的认为“去中心化运动有利于传播,不利于政权定点清除,因此更容易成功”,有的却觉得“去中心化容易出现组织散乱,不利于运动协调,因此容易失败”。两方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因而也都可以引来不少拥趸。

说到底,数字政治的很多争论,之所以论战方各执一词,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数字技术的作用不是个全称命题,加上其他控制条件,数字媒体的社会政治后果本来就是自相矛盾,不可预测,且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的;二是虽然讨论激烈,人们却未就数字抗争网络个体化等基本概念达成共识。人们争相用涵盖性的术语来讨论问题,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定义上的分歧。

模糊的去中心

在讨论到去中心化的运动时,首先要澄清的问题就是怎么定义“中心”。不同的划分手段,描绘出的运动图景可以有天壤之别。比如,只有一个领导者的运动就一定是中心化运动吗?如果这个领导者只是喊了句口号,其余的抗争均由其他参与者完成又怎么办?如果一个运动有两个组织团体,却有更多分散的参与者,这究竟算不算去中心的运动呢?

显然,领导者的数量并不是划分中心与去中心的可靠标准。更精确的中心化定义,不应该局限在组织者的数量上,而应该同时聚焦参与者的独立贡献程度和影响程度。如果将所有参与者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进行一个排序,结果呈现出的分布越平均,运动就越是去中心;越接近幂次分布,运动就越是趋向中心化。

一般而言,越是低对抗性,倡导性,全球化的运动,越适合采用去中心的形式;越是高对抗性,高风险,本土化的运动,就越需要稳定的组织。很多局限于线上的网络行动,为了吸引到最大多数的人支持,就往往采用一个模糊的口号,方便各组织和个人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调整话语框架。本地化的面对面抗争,需要高风险承担意识,快速的协调和应变,超出地理范围的人口最多起到舆论鼓动作用,于是就更多仰赖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SMO)。

但是反例也存在,一些完全局限于线上的抗争,也会展现出中心化的格局。2012年初,著名的反SOPA/PIPA线上行动,致力于守卫被法案所威胁的互联网自由。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场运动展现了去中心抗争的威力。的确,如果单看全世界参与的网站数量和类型,可谓蔚为大观。但如果将所有抗议网站的链接数和影响力排个序,会发现全世界的注意力几乎都局限在英文维基,英文谷歌,卫报首页等少数几个站点上。而且在维基关站抗议的那一周,整个网络的中心化程度不降反升: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线上动员都围绕维基进行,媒体注意力进一步被聚拢在少数几个核心站点上。所以,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反SOPA运动是典型的中心化运动。

而实体抗争领域的占领华尔街,反而有一个高度去中心的线上动员网络。参与者们的贡献比例差距不大,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呈现出“网络的网络”的特征,即无数个小网络交织出的更大的分布式网络。打掉任何一支小网络,都很难破坏整场运动。

因此,中心化的线上抗争,和去中心的线下抗争都可以以各自的方式成功。社会运动的成败,和运动本身采不采用去中心的格局关系不大。何况运动在发展中,其动员结构并不完全由初期领导者控制。让我们永远记得蒂利那个形象的比喻:创作者谱下爵士乐的开头,却控制不了各路玩家们的进退,也无法阻止他们进行即兴演奏。

数字媒体与寡头铁律

撇开去中心运动的优劣,数字媒体究竟是否对社会运动走向去中心有帮助呢?

一百年前,罗伯特·米歇尔斯基于欧洲的政党案例总结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即随着机构的膨胀,权力将天然趋于集中,机构将向着精英化和不民主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普及后,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数字媒体天然具备民主商议的潜质,通过其动员起来的运动,天生容易走向去中心化,从而避免了寡头铁律的出现。

这种对于互联网打破寡头铁律的期望,属于错综复杂的网络例外论的一支,相信技术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机遇,超越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然而这个论断成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数字媒体必须开创全新的去中心化组织形式,而不仅仅是复制强化了原有的线下组织模式。

可惜的是,对数字媒体新模式的预言,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成立。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不少数字社区的组成形式,几乎就是现实幂次定律的翻版。即使是提倡分享与协作的各种维基社区,也依然由小部分用户独大,由这些精英用户贡献绝大多数的社区内容。因此,极少数的维基社区才符合众人心目中的共享特征。

更令人失望的是,随着维基社区的成长,内容和权力集中的特质只会逐步加强。越是后来加入的用户,越不可能成为管理员。用户越增长,管理员的相对比例越低,他们也越容易动用权限删除其他普通用户的内容。互联网共享社区,也不能免于寡头铁律的侵蚀。

不管用户是否充分利用了维基社区的特色,社区的预设结构已经相对平等,所有用户都被赋予了相似的发言和编辑权力。而其他数字媒体,其他实体参与领域的预设配置本就极为不平等。显然,实体运动如果要采用数字媒体来传播,寡头铁律只会更强而不是更弱

即使在实体运动中,我们目睹了大量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表现,也并不能说明运动就是去中心的。线上线下网络的不一致,容易制造出实体抗争去中心的假象。人们倾向于用网站链接,用户的线上好友网络等来描绘运动的走向。却没有看到线上的很多链接在线下是不存在的,线下的链接也不完全反映在线上。

很多线上的问题,只有看到线下网络才知真假。我们目前所目睹的线下去中心,常常是一个集中化的大头,拖了一堆分散化的长尾。如果单独看长尾,很多运动相当分散化,但加上主要贡献者后,整个抗争的图形,依然是中心化的。长尾并不能单独主导运动的走向,而只是数字环境下被放大了的回声。

中心,去中心和再中心

对于数字媒体和去中心的关系,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数字媒体创造出了很多去中心动员的机遇,但这些机遇,很难真正被转化为去中心的结果。大部分抗争即使有着一个去中心的网络外衣,其包裹的线下内核,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因此,依照目前数字媒体的扩散趋势,我们并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案例,得以检验数字环境下去中心化抗争的效果。

即使案例数量足够,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定义新环境下社运的“成功”和“失败”。传统上说,一个社运达成了其最先提出的目的,改变了政策进程,就可以被视为成功了。数字媒体环境下,一个新的可能性被创造出来:数字媒体也许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连接,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盘活了民间社会。这种改变了的社会联系,虽然并不一定在当下的运动中得到体现,却可能在下一次运动中被激活。

所以,即使在短时间内未达到运动诉求,长期来看,数字媒体很大程度上更”成功“地重塑了都市景观。前一次运动的去中心化后果,通过人们长时间的互动,可能构成下一次社运的中心化起点。所以,对去中心模式的关注,一定要超越个案,纳入历史进程的视角,将所有的开端和结局都看做是相对的,可互换的。

话说回来,对于数字媒体去中心的潜力,从来都不需要抱太多的幻想。前述维基开放社区的案例告诉我们,共享模式常常会从初期的去中心转变为再中心。不管你研究的是共享社区,在线团队还是黑客联盟,组织的资源大都会追随寡头铁律的脚步。也许在任何一个世界,乌托邦都有着天然衰亡的趋势。所有抱持平等愿望的小团体,在吸收了足够多的成员加入后,都会不由自主地再造权力的图腾。

在互联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找寻着新模式,每一项新发明,每一个新网站,都可以以其独特性招徕到注意力;当它走向成熟后,我们开始找寻更用户友好的模式,网络的规则就变得与线下熟人社会越来越类似。与其说社会在创造一个超越自己的网络,不如说网络在迎合一个比自己强大的社会。早期去中心的迷思,也慢慢走向了再中心。当然,真相也许是:我们从未去中心过。

对此,我们不应该责怪不给力的数字媒体,而是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需要付出实际代价,面临社会风险的行为上,真正贡献心力血汗的人,永远是社会中的少数。只要这个基本事实继续成立,数字媒体永远都无法靠去中心的噱头,来赢得社会变革制造者的头衔。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微信公号“怎么办”, 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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