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管制与广电禁令两重天

在差不多同个时间，广电总局颁布了它一系列禁令中的一个，就是勒令犯有社会主义道德瑕疵的演艺人员禁演影视，以前参与的要停止放映，特别是对吸毒、嫖娼的更要执行。同时，包括余英时、梁文道、九把刀、野夫等在内的书籍要下架，以后不得出版他们的著作。

相较而言，广电禁令畅行无阻，尽管它是作为法律层级中最低的“通知”形式来传达的，但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行业律令。有少数的声音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部门规定，是违反法治的举动，但这也还是少数声音，甚至有许多非五毛报之以欢迎态度。

但是，广电官僚的傲慢没能在书籍管制上复制。禁止那些作家们的内部公文被公开在网络上，以内部精神传达的分类别管制（有的禁止出版，有的只是下架已出版书籍）也被传播在朋友圈里，从读者到作者再到出版社，都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弹。

这些被禁的书籍和作家，据传是与最近的政治事件有关。比如九把刀被传是力挺台湾反服贸的，余英时力挺香港占中，梁文道也是对占中持同情立场。换言之，书籍管制迅速地转化为对港台时政的评论，并且激发出更多的支持者，管制的效果完全相反。

从管制与禁令引发的反弹与沉默两种情况可见，在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署办公后，两者的地位并无改变：前者以相对开明所占据的相对弱势地位，依旧存在；而后者向来以强梁作风横扫影视管理的风格也没有变。这是半开放市场与垄断市场的截然区别。

大陆的书籍出版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尽管出版改革难以实现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半开放的市场依旧带来了许多活力。民营出版社及体制内出版社的市场竞争性还是有一些，这固然是与出版社的争取有关，但也与相对弱势的新闻出版署大有关系。

广电禁令封锁了行业准入，因为是垄断生意，所以没有受到行业内的任何反对，甚至连公开“嘀咕”的人都没有。但在书籍管制以惯常的内部流程处理后，即刻受到曝光，被形容为新时代的“焚书坑儒”事件，管制动作引起了舆情的快速回击，维稳体制必须做出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先有国内部门放料给特定的外媒，说禁书一事是谣传。然后，网络信息显示，在宣传部门传达给媒体的禁令上，也将此事定义为“谣言”——当然，事实证据俱在，是否谣言，受众自会判断。但也表明，官方希望尽快息事宁人，不要添乱。

两类管制的两种遭遇再次显示，市场是个好东西，哪怕是半个市场它也会带来出版生态的深刻改观。而对影视垄断，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证明意识形态垄断下没有市场机会，只能产生出驯服，只能继续生产洗脑的产品。对应两种管制的，是开化与蒙昧的两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