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政治雾霾

文/
阿蔼

过去一周,天气阴沉,空气质素很差。

当然,香港空气里的PM2.5远远不及北京的严重,仍受雾霾困扰。跟北京一样,香港的政治雾霾,也比PM2.5更令人窒息。

柴静的《穹顶之下》,有超过二亿击点,这个数字,撇除了名人效应,反映环境污染是国人极为关心的议题,也使中央政府由默许影片流通的姿态,180度变成禁止播放,因为它不能让这二亿击点,化成为民间的共识与民意,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自共产党于2013年开始打压推动以“公民”作为主题的维权意识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以来,大陆的互联网大众沉默起来,这大众大概是默默观看并传送《穹顶之下》的二亿人。

劈柴

网上舆论,最响亮的,是一些极端的声音:极端民族主义、毛左、阴谋论者。结果,就《穹顶之下》的论讨,演变成“劈柴”的声音:民族主义者指责她于美国生孩子,在中国没有发言权;毛左指她以环保之名,推动媒、化、石的市场化为实,出卖国家利益;阴谋论者说她参与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有的甚至以其他异见者被捕她却能安全发声作为助证,指她是中共棋子——我很惊讶,在中国,如果一个异议者没有被捕被打压,竟然变成了原罪。

这种各走极端的声音,只借批评柴静来重申自己的立场,无意回应真实的问题:即使你不同意柴静指出的“媒、化、石的市场化”的倡议,应如何解决二亿人关心的空气污染的问题?一个建立民间共识的机会被摧毁了。

然后,该片又被禁播了。

在一个威权的社会,共识的建立,不能在民间发生,它只能由威权来决定。

政治雾霾的形成,不单止于威权的存在,而是政治教条式的思考方式——凡事非此则彼,非友​即敌——在极端的二元对立下,理性对话、反省、修正变得不可能。

还记得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重判十一年,他坚持“我没有敌人”,正是为了避免反对运动堕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恐惧与敌对,最终只会步向疯狂,而当代中国,不乏这种敌我关系下的群众动员,土改如是,反右如是,文革如是,最终受害的,是草根社会。

然而,当下“劈柴”现象​反映出的却是,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在寻找敌人,眼中也只有敌人。

拆大台

在中国大陆,凝聚共识的对诘,因为中共对“公盟”等温和异见声音的打压而消失;在香港,我们虽然享有言论自由,却越来越难凝聚共识,希望理性讨论的被指为“左胶”,尽管反对一党专政,但反对排外手段的,则被指为“大中华胶”,标签取代了对辩,对话终止

此外,产生共识的平台也连带被拆。譬如说学联,本来是一个各大学生会讨论学运方向的平台,却在佔中后出现所谓的“退联”潮。

也许,很多大学生真的觉得学联不代表他,但若真的希望能被代表,首先应该质问这个平台的开放性,以及不同大学的学生会代表是否能更透明地向同学解释决策,并更双向地收集院校的意见。

然而,鼓吹退联者的目的,却纯粹为了拆除这个学界凝聚共识的平台。假如学界四分五裂,各自为证,对香港的反对运动有何影响?

所谓“学联不代表我”背后,有一个潜文本:我不用被人代表,每个个体都为自己去做决定,而个体自我决定的总和,就是“集体意志”,就是“共识”。

没有理性对辩讨论下的“集体意志”,简单说,就是一些由二元对立而构成的思想框架,也就是说“意识型态”取代了思想。目前,香港正上演着一场习近平口中的意识型态斗争:不同阵营都在寻找敌人,透过战意去强化自己阵营的“集体意志”,这也反映在后主场的网媒生态。

民主伞下

占中及雨伞运动,之所以能一触即发、不同群体各自动员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经过两年的酝酿,不同的界别在两年间,不论是否同意占中三子的构想,均介入了辩论。真普选成为了各方的共识,而不同小圈则就运动的策略,凝聚小圈共识,在民主的伞下,产生互动,相互壮大。

可是,我们正面对一鼓情绪,一场以意识型态斗争为目的的动员,划破大家曾经撑、用作凝聚反对运动共识的大伞。

香港的政治雾霾虽没有中国大陆般高压,也令人窒息。

作为公民媒体,当然希望发掘更多的资讯、材料,让公众能监察政府、建立民间的另类议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保持清醒,勿让敌意把自己捲进疯狂之中。

与伞下的同行者共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香港独立媒体,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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