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一代人的声音

黄之锋不想长大。他是个香港小孩，这也解释了为何就在10月6日午夜前，他和他的女朋友(还有他女朋友的朋友，年轻人出门总成群结队)躲进了旺角附近的烧烤 店，享用了一顿有烤洋葱、烤菠萝和典型香港混合菜式——芝士蒜蓉焗鸡蛋面的宴席。黄这个月将满18岁，他一只手抄着意面，另一只手在翻查他的智能手机。他 一边吃，一边狂击屏幕。

餐馆里充斥着嘈杂的粤语交谈声。头顶的一架电视机播放着这场学生领导的抗争运动已经占领香港主要商业区的画面，特别强调着这座受民主理想滋养却被威权中国统 治的混合城市目前的进退维谷。然而，餐馆里没有人过多关注这则新闻。这类充斥着霓虹灯、富美家餐桌和种类繁多的芝士和面条等香港灵魂美食的餐馆，就是抗争 运动组织者之一的黄之锋说他不会离开香港的原因，他像彼得潘一样不愿成为他最鄙视的物种——成年人。“未来不会由成年人决定，”黄说。“我想问问成年人， 也就是掌握资本与权力的人们，为什么他们不为民主而抗争？”

 

如果说黄之锋担心成年，那么他挚爱的家乡，香港，同样漂浮在青春期当中。这座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活力地区的金融中心，务实和高效是这里720万人口的信 仰。但自从19世纪中期英国从孱弱的清朝手中夺过这座渔港，到1997年这块殖民地被交还给中国，香港从未被允许走向政治成熟。它一直是帝国的卒子。

 

当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这块大陆统治下的前英国殖民地被赋予了50年的调整期。“一国两制”政策保证这片领土在安全问题以外的大多数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然而，33年后，这座城市将由中国全权治理，小小的香港将被迫长大并融入大流。

驶向2047年的轨道尤其困扰着香港的年轻一代，他们届时将继承新政治现实。已经有许多当地人担心中共统治者在腐蚀香港的自由——比如区别于中国大陆的司法 独立和新闻自由。北京最近禁止香港自由选举特首的声明刺激了第一批抗议者，他们九月下旬在市中心聚集。但恰是对公民不服从的过度反应——警察的催泪弹和香 港黑社会的暴行——导致成千上万人占领了更多街道，这是自发的同情的流露，没有人，至少黄之锋没有预期到这个结果。雨伞成为运动的象征，学生们用它对抗胡 椒喷雾。香港这次公开斗争成为中国自1989年夭折在天安门的民主集会以来最重要的抗争，年轻的香港居民保证了参与这场改革的人数和激情。

 

学生主导的攻城战不会突然香港转变成熟的民主制度——至少当中共在大陆仍然掌权时更不会如此。随着政府清场的最后通牒在平安无事的10月6号当天失效，团结 一致反抗当权者的呼声退潮，表达抗议的雨伞越来越少。尽管如此，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唤醒了即使香港市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拥有的政治意识。正是他们的理想主 义威胁到了中国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他们的组织智慧和公共精神。经历过天安门事件令人焦头烂额的日子，或者追溯到更遥远的历史，中国统治者深知走上街头的学 生蕴含的变革潜力。

10月2日凌晨1点过后，在香港金钟区政府总部外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这些天，抗议者们在天桥下安营扎寨，睡觉时抱着背包蜷缩着，吃的是饼干和肯德基快餐。运动进行中，有些人遭遇胡椒喷雾袭击，有人被大雨淋透了。空气再次变得浑浊不堪，人们已经躁动不安。

 

薄雾降临，消息传开：黄之锋要发表演讲了。黄在9月26日因非法闯入政府被拘留46小时。人群中不少人拿出手机来捕捉这个瞬间。顶着齐眉刘海，留着稀疏胡渣，戴着粗框眼镜，黄看起来和这个半数年轻人都戴眼镜的社会上其他一个小书呆子没什么两样。他在人行天桥下的临时讲台上发表粤语演讲，自信而语调急促。他告诉抗议者们，为完全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没有结束。“留下来，”他说。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走下讲台的黄之锋彬彬有礼，习惯性地将手指谦逊地扣在一起。他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到中国乡村做志愿者；他的同学中的活跃分子有些是他的教友。2011 年，当时才14岁的黄之锋在香港组建了名为“学民思潮”的学生团体，以抵御大陆规划的“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该政策置天安门屠杀于不顾并意在促进对中国 共产党的忠诚。十万人参加了黄发起的2012年反国民教育游行，香港政府妥协了。

 

黄之锋直面了香港的北京老板，还罕见地取得了胜利。他在当地声名鹊起，媒体随之在头条报道了他(平庸)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爱听粤语流行歌曲的他看上去很不 起眼。他缩着肩膀，驼着背玩手机，像所有妈妈都讨厌的那样。演讲时他眼睛紧闭，但措辞毫不含糊。“我不想遵循大人的游戏，”他说，“派发那些你会随手扔进 垃圾桶的传单，或者寒暄。开会开不出政治改革......我们必须做出激进的行动，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无所作为。”

 

黄有个女朋友叫Tiffany，她的拇指在街上擦伤了。黄希望有更多时间玩手机游戏，没有对任何一本书表示出特别喜爱。尽管在演讲时向抗议者下达号令，黄却说他不想成为偶像，并且仍然对自己上月被捕引发这么多人支持感到震惊。他不视任何人为偶像，包括圣雄甘地和王丹——因领导天安门民主抗争而被中国政府视作“头号敌人”。黄之锋认为，没有领袖是这次民主运动的优势，而非缺陷。“如果香港只依靠我，”他说，“运动将会失败。”

与中国大陆的同龄人相比，香港年轻人更富裕、更健康，他们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大陆被封锁的社交媒体。黄之锋经常被问及他的父母是 不是活跃人士；他们并不是。除了基督教信仰，人们假定他的成长中必有特别之处塑造了他(对政治)的关切。“人们以为我们每晚都在谈论政府如何违背民主原 则，”他说。“(我的父母)只是给了我做我想做的事的自由。”

 

在中国，只有香港才独一无二地拥有这样的自由，而这座城市的前景取决于对异见人士毫不宽容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当地经济也不能幸免于对 未来的不安猜测，香港政治清廉的声誉正被共产党政治连累的担忧逐渐扩散。香港的长期繁荣依赖于作为外国投资者到中国的渠道，但目前增速在放缓，主要因为出 口变动。“如果香港正在明显变成另一个大陆城市，为什么不直接把地区总部设在北京或上海呢？”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Carsten Holz问道。

 

香港自1997年以来收入不均显著上升，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过低的人口出生率使得香港仅靠当地人口已无法维系。反倒是大陆人的涌入——去年来港访客 达4070万——给香港带来了新的财富洪流，致使香港成为世界上住房最难以负担且住房面积最小的地方。“我们看不见光明的前景。”21岁的大学生 Katie说道。

 

为传统而自豪——例如说粤语而非大陆的普通话——的当地人对来自北方的文化和经济侵略深感担忧。“站在广东路上，”立法会议员毛孟静(Claudia Mo)说起香港一条主要道路，“你几乎听不到粤语。”普通话已经替代英语成为香港的第二语言。毛孟静自己说的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英式英语。她来自一个为躲避 共产党而逃港的大陆沿海家庭。但和她的许多同辈人一样，她的自我认知首先是一个香港人，其次是世界公民，第三才是人民共和国的居民。

 

在香港，还存在大量针对大陆人的沙文主义倾向。一个不友善的当地词汇称大陆人为“蝗虫”。对于希望香港的示威会惊醒将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的中国的人而言， 许多香港青年其实只关注本地事物。“港人想捍卫我们自己的自由，”19岁的幼儿教育专业学生Hiu Wah说道。“我对改变中国政治没有兴趣。”

 

当英国将法治扩展到它的殖民地时，这里的民众拥有选举权以外的所有权利。1997年移交给中国后，中国安排了一连串的代理人作为香港特首，最近一位是普遍不 受欢迎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香港仍以拥有地道英式口音、漂亮海外学历的称职公务员和资深立法委员为傲。但是，在路障前守卫占领区的年轻人们开始质疑所有传统行 动能对香港政治困境带来多大改变。“人们总是对我说：噢，你想改变世界，那你首先要去念大学，然后当个政府公务员或者商人，之后你就可以制定政策，”黄之 锋说。“这不对，要想影响世界，你就走上街头。”

运动需要伟大的男男女女，还有伟大的实干家。随着参与人群减少，抗议已经失去势头。到10月7日晚上，只有不足两千人在金钟区的主要占领区转悠，远低于前几 日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想办法让抗议者离开街头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在与政府的实质性对话以外还有无休止的关于如何对话的争论——而不是想办法将这次运 动转化为北京可能考虑的实际政策。抗议领袖已经拒绝邀请长于和中央政府谈判的反对派政治家参加这次运动。同样的组织性和派别性功能失调已经困扰过世界各地 的抗议运动，这次可能也会腰斩香港的抗争。“他们想自己做，”民主党主席刘慧卿(Emily Lau)说。“但是为什么要疏远泛民派立法会议员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使对于支持学生理念的香港市民而言，主干道及周边区域长时间停摆也极为不便。在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当天特意打着雨伞出席官方仪式的区议员司马文(Paul Zimmerman)说，到了该撤退的时候了。“你们已经向人们发出声音，”他说，“现在该把街道还给人们了。”

 

黄之锋并不在乎。“你需要自己创造规则，”他说，“学生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应该坚守在前线。”无论何时在任何抗议点看见黄之锋，他都被新闻摄像机 和请求合影的粉丝团团围住。好莱坞影星可能习惯于这种关注，但黄只是个学生，像他乐于指出的那样，就读于香港九所大学中排名最末的那所。(他在攻读政治及 公共行政。)不断要求黄解释他的政治理念和对着相机微笑，公众关注令人精疲力尽。

 

难 怪黄在地下穿行时最舒服。当他跳进地铁里，几乎没人认出他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随着香港地铁的行进轻轻摇晃，疯狂刷新Facebook主页和 WhatsApp。同在学民思潮中的三位好友站在他身边，全神贯注于各自的线上生活。几乎没有几秒钟他们不在疯狂地刷手机。“采取行动比言谈更有意义，”黄说。他驳斥了和当局的计划谈判，说那“只不过是让政府感知我们愤怒的机会。”不可避免地，他再次低头看向手机，这是一个孤独的香港孩子与世界的接触。

本文转载自译志，英文版是《时代》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