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病了 而香港政府没有药

文/朱凯迪

雨伞运动一个月下来，出现过两轮呼吁民众撤退的呼声，第一轮是在十月初占领初期，那时有消息指政府考虑以橡胶子弹清场，旺角占领区也爆发多次冲突，主调是“避免伤亡”；后来当民众以顽强斗志挨过警察与亲政府民兵的连番进攻，消息也传出北京在台湾十一月底选举前不会轻举妄动，就在此时，第二轮的撤退呼声涌现，主调是“见好就收”。

这里不是重复网上对“见好就收”论的反驳，我是想指出这种当占领是一个“问题”的思路，已经大到令泛民阵营自乱阵脚，忘记了一路以来最基本的政治判断。

还记得今年上半年政界不同阵营对政改主导权争夺战吗？最进取的有“双学”公民提名方案，较温和的有“十八学者”方案。当时作为民主运动平台的“和平占中运动”，为了让所有民主派方案都不被排除，在六二二全民投票临时加入一题“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国际标准让选民有真正选择，立法会是否应予否决？”结果“应予否决”大比数赢出，只是，当八月三十一日人大决定一出，连落三闸，所有方案都翻了船。其时泛民主派马上团结一致宣布，会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戴耀廷也宣布香港进入“抗命时代”。

和平占中演变成雨伞运动，民众斗志高昂，情绪由和平占中的宣泄愤怒上升为争取北京翻案。然而，这股气势随着北京对运动的强硬定性以及镇压的阴霾而有所滑落，温和民主派趁势推导出学联和政务司长林郑月娥的第一轮对话。我认为，自那时起，温和民主派已踩入误区，将解决“占领问题”置于群众运动目标，甚至过往的政治判断之上。

林郑月娥作为代表的特区政府，在对话中表明没权讨论有关改变人大决定的问题，正如学联常委梁丽帼所言，政府在政改问题上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位置，“自断双臂”。如果不是学联以公开信《履行一国两制 民情直达北京》重新为林郑月娥提出的“民情报告”和“对话平台”加上条件，呼应运动目标，学联以及泛民主派继续在林郑设定的框架下谈下去，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预估，到时港府将高调地抛出多个改革提名委员会方案（即原本在第二阶段政改咨询也可能提出的方案），譬如取消一些边缘界别的席位（渔农界六十席），或者如梁振英所说将部份界别选民由公司/团体改为个人等等。如此一来，处身对话平台的泛民主派不同党派议员将有可能因应新形势和民情改变而再次分裂，最终导致特首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万一事情踏上这条轨迹，香港民主运动就连否决人大决定这个“前雨伞运动最低目标”也达不到，名副其实的“赢粒糖（第二轮对话）、输间厂（政改方案通过）”。

我们要借助群众力量让民主运动的层次提升，解决最核心的权力关系问题，不可能为了解散群众力量而令民主运动不进反退。“提升”的方向在哪里呢？学联在公开信里提出，如果特区政府没有权力解决香港市民的政治诉求，就希望林郑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学联对话，让香港市民直接面对北京当局。自八九六四后，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几乎禁足内地，但是“香港事香港了”的自我设限不单没有令民主化得以落实，反而令香港一制在北京的干预下濒临崩溃，这次港人自发运动又被北京定性为美国控制的颜色革命甚至港独，一国两制像进了死胡同，前路茫茫。

学联提出与北京对话，正是尝试与香港市民一起直面政治现实，把运动放到更准确的轨迹之上──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核心正是如何理解和实践一国两制。香港市民是香港社会最好的医生，雨伞运动是市民集体的呼喊，告诉北京政府：一国两制病了，而特区政府没有药！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京港对话，香港市民大众会感受到北京的尊重，北京也可以放下对港颜色革命的标签。从制度上来说也是顺理成章：国家领导人可以和香港富豪搞座谈，自然也可以和香港学生面对面讨论问题。学联这个建议，一方面令泛民主派免于陷入政治泥沼，一方面也令运动走向更有能量的良性互动，并不是如报章社论所说的”盲动勇武”，希望各方能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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