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交媒体上如此多的语言暴力

(泡泡特约)上周二,Twitter负责工程的副总裁Ed Ho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公布了意在“隐藏含有语言暴力的推文”的若干新举措,以及一项是防止语言暴力者使用新的ID重返Twitter服务的办法,也就是断绝使用权。该公司还表示,计划在未来更快推出反语言暴力措施。

据报道,每隔几个月,Twitter就会对其同名社交网络进行调整,以摆脱网络暴力乐园的恶名。不过专家们称,目前为止这些小改进尚未使Twitter转变为更安全的自我表达空间。

去年底,在推出打击仇恨言论的新工具和功能之后,Twitter关闭了多个美国极右活动人士的账号。被关闭的账号包括自称白人民族主义者的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它的杂志Radix、它的领袖Richard Spencer,以及其他知名的极右人士如Pax Dickinson 和 Paul Town。Spencer将此举形容为“企业斯大林主义”,称“Twitter企图抹杀极右的存在,他们明显是害怕了,他们将会遭到失败”;Reddit 论坛 r/altright称此举是“净化”;
Twitter发言人则表示这些账号违反了它禁止暴力威胁的规章。

Twitter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维护自身形象的目的。语言暴力如果犯懒的确会妨碍人们的自由表达,但必须指出,任何一种以所谓的净化为目的的言论审查都将起到逆反作用,如果不涉及人身威胁,就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语言暴力多发生于不擅说理的人群中,尤其是中文网络,刻薄的口水比比皆是,即便是正确的观点也要用几近恶毒的措辞来表达,在中国,它们是人们在现实中所承受压抑的反弹。现实中的压力越大,虚拟空间内的语言暴力就越多。

另外,语言暴力也与个体的自尊程度有关。Clemson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Robin Kowalski曾在研究中发现,高自尊的社会群体或个人情绪宣泄更具建设性,通常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被称之为积极作用型抱怨者,也许是因为他们更有信心,相信提出意见能改善现状。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谩骂,也就是网络语言暴力。

暴力语言也可以理解为情绪化语言,对沟通来说它往往是无效或低效的,在这点上绝不应该提倡,但也不应该支持使用审查的手段来清理它们。堵死网络表达这个最为便捷的情绪宣泄出口只会增加现实中的暴力行为。

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年轻人认为他们更有可能在网上言语冲突后遭受到社会和学术损失。 20%的人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朋友,或他们的学业表现受到负面影响; 13%的人说他们有意花更少的时间在学校。接近三分之二(6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17种不同的网络风险中至少一种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语言暴力。

社交网络中的语言暴力之所以比较多大致有几点原因。首先是媒介的身份匿名特点,可见的是,认证账号使用语言暴力的比重远低于非认证账号,除非是以脏话做身份标签的人,那属于一种风格,比如美剧《shameless》里面Kevin的扮演者,当然他骂脏话没有任何针对性,也就不能完全称之为语言暴力。

身份匿名状态令现实生活中倍受压抑的人得以畅快的发泄,情绪化语言相对比较多是不难理解的。其次就是表达动机问题,尤其是中文网络,人们往往会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而表达和交流,这种情况下如果知识水平过低就只能用情绪来弥补。通常也与视觉匿名有关,表达被限制在文字为唯一工具的范围内,失去了肢体语言的能力,于是只能通过措辞加倍激化来衬托情绪。

语言暴力只能使用更多的语言暴力去回复,辱骂讥讽威胁等暴力语言有很强的感染力,尤其是感染对方,如果面对一个不讲理的人,再多道理恐怕也无效,于是只能用同样的模式反馈回去,整体上就呈现出加倍的语言暴力外观。

人们一直期待便捷的交流平台能丰富思想市场,真理在辩论中产生和强化。但辩论必须基于平等和批判性思考、逻辑和知识根底,电子设备的普及让更多缺乏这些基础的用户得以发声,这原本是好事,但也同时对有价值的辩论形成了严重冲击。理论人士的沉默和圈子内卷都是对此无奈的绕避。

还有一种原因属于社会问题,也就是现实压抑的由来--情绪堵塞,它是国家和家庭双重压制的结果。在中国,集体主义社会的人际特征让不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多方面处境被动,在互联网上便可借助匿名身份释放现实中的压抑。情绪顺畅流通的渴望因在现实中经常得不到满足而形成心理缺陷状态,又在长期的沮丧和压力中渐渐变成一种持续的紧张,继而一触即发。

人们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对其予以疏引或抑制,否则就会罹患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个社会的畸形发展。网络表达对此提供了一个“最为便捷的渠道”。

网络表达呈现的事实攻击性特征,与现实生活中长期处于被动攻击状态相对应。攻击性的特点是:情绪急躁易怒,存在无法自控的冲动和驱动力;鲁莽、盲动,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很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悔恨或罪恶感;以及心理发育不成熟导致的心理不平衡。

人们在现实中精神的阻碍、自我克制、消极被动、安于舒适和供养心态都消耗能量,目的是为了长期地约束、妨碍并抑制生命的发展,同时也借此释放了一部分被压制的攻击性。当环境压抑的时候,适应环境便成为消耗能量的代偿,而 “被动的 ”抵抗成为隐形的反抗——被剥夺了自主决定权,就要进行报复。既然自由已被限制,至少还能通过无动于衷、束手无策和事事依赖来阻止其发展,或使其运转不良。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合作”态度就是被动攻击性应对,它是消极的,也会使整个社会变得衰败萎靡,颓废和虚无主义蔓延民粹主义就会趁虚而入。煽动歧视和仇恨、反精英、助长反智等手段都是民粹政客加固便于控制社会的环境基础的手段,它在渲染一种情绪氛围让人们丢弃理智和冷静,让宣传更便于渗透思想。愤怒、焦虑和其它高度刺激性的情绪是网络病毒式传播的养分,它非常容易引发共鸣,是宣传的强有力手段。

另外还需要考虑媒介效应。本网早前分析过社交网络舆论环境是否在培养自恋型人格的问题。自恋者总是觉得自己非同一般,理应独占优势,通常极为在意自己的影响效果,比如强烈需要把控局面(在社交网络上就是对话题和结论的主导);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优待,但并不觉得有必要投桃报李,如果被反驳,或者没能获得期望中的认同覆盖面,他们就会愤怒,愈发加强上述反应,很少有同理心,或对情感共鸣表现做作。这些特质与很多网络语言暴力使用者相符。

这些只是推测,语言暴力问题有可能是所有这些推测综合的结果。虽然很难通过建议尊重他人、建设性方式互动、拒绝人身攻击、理解平等自由等方法来缓解当下舆论场糟糕的生态,但也绝不会支持用审查的方法禁止人们的表达。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更多人意识到问题所在,梳理根源,及主动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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