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空间行为心理: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止有语言(上)

文/
Lu Wei

赛博空间已成为社会影响发挥作用的主要媒介,我们有必要更多去了解它,或者说去了解赛博空间中的我们自己。本文与几位朋友合作,综合了350个群聊、囊括绝大多数社会领域和属性,观察期超过一年,抓取典型现象加以分析,以便寻求解决之道,或者修正策略。

首先是做为基础结构的语言。社会影响处于社会心理学的核心地位,语言和言语也同样如此。为了满足沟通情境的需要,我们会调整语言风格或者说话方式,前提是我们有意增进理解、促成有效的沟通。你肯定加了不止一个群聊、使用不止一个社交平台,如果你的社交范围没有局限于私家圈子便很容易体验到这点。

 

C自认为属于一个在社会中可以称之为小众的群体,或许正因为同道过少,这个群体一直在逐级细化出许多不同的分支,以此丰富化自身,至少C认为这是原因之一,他说「大家在选择表达方式的时候越来越注重氛围了」。

 

C虽然不是个积极交流的队友,但他在人际网络中的位置是处于重要节点的——能同时查看到该群体的几乎所有分支。理论上这是个地利价值,但C却因此头疼,「我看到了同一个人表现出数个完全不同的面目,感觉陌生」,他说。

 

我们的语言风格传递的信息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它关乎我们的认同需求。语言、言语、沟通都需要以共享的意义框架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事实无疑令他们更具社会性和情境考量,在赛博空间更是如此,因为这里的最重要交流工具就是语言。社群间的情境差异带来语言风格的被动调整,群是在模拟一个社会氛围。于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赛博空间较现实空间更多真诚」这个感受或许并不适合群体。

 

这点上A有些感触。A加入了很多大型的群聊,人们依靠兴趣爱好、职业特长或者共同经历聚集在一起,甚至还有些属于群主把自己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结交的熟人拉拢起来的组合,这样的群体一般都达到数百人的规模,A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到现实中的社会特征。

 

「没什么领域知名度的人在拼命表达,而那些大腕则始终潜水」,A说,「但他们(名人)是群的招牌」。

 

互联网也有阶层,其中个体的「身价」来自于影响力,于是也更具流动性,现实生活中的阶层身份有可能对互联网空间有所影响,但肯定不绝对,其中平台(场域)的价值观均值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前提必须为互联网,而不是大陆的国家局域网。网络管制令现实中的阶层固化在网络世界重现,流动不是自然的。也难怪当局的收编迷魂散能令不少草根网民趋之若鹜。

 

另方面在社会表征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集体心智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行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它采用社会认同分析。磨合出来的规则(语言风格)很难由群成员携带出去,也就是说,它只能存在于固定群体的框架下。中国式的圈子社交最容易突出这种现象,即便群间交集部分较大,语言模板同样会有差别,随着磨合期加长,还会分别突出其他特征。这便给沟通增加了更多难度,于是理论上不支持阵营的细化,除信息容易不对称外,上述是为另一个关键原因。

 

M是位社交面较广的网络用户,同时存在于不同职业、实体社会阶层、兴趣口味和政治意识水平的群体中,他所具有的庞大弱连接便利,理论上很容易促成更多的连接关系,但M却觉得,「群聊并不是一个好的交流渠道」。

 

「是的,它便捷,一条消息能同时让最多五百人接收到,而不需要专门去添加每个人。但关键的前提是,人们要对这条消息有兴趣,而这点是最难做到的」,所谓众口难调?

 

或许不完全是。能聚集在一起的人必定存在共性,最多的可能是在关注面、兴趣爱好上的共性,于是对信息来说,传播中大多可以形成引起共鸣。真正的认知错位体现在观点层面。很多人喜欢将观点发布在人数较多的群聊中,是为立场和政治意识水平的标签,问题就在这里——一部分人视为常识的理念在另一部分人眼中是箴言甚至洞见。

 

M深有体会,「在大型政治关注群聊里,除了互骂就是互捧,此外寂静无声,但那些捧骂都毫无价值,基本形不成有效的思考」。举个例子,白岩松、崔永元等央视名嘴的「语录」是一大部分民间草根时政关注者的挚爱,营销账号便抓住了这些名人效应,编造出一些常识性顺口溜体的文字冠以这些名人的大号。影响力来自受众的价值观及其带来的传播心理,热衷体制内名人的草根与其自诩的政治反对身份形成有趣的错位,由于这一群体体量可观,一般大型群聊里总会包含进一些,也于是,会有真正的政治反对者站出来纠偏,冲突就形成了。这样的冲突肯定无法互相影响,双方的目的是明确的,证实性偏见会让人们绕开那些反证信息。

 

常识性信息是最便于传播的,主要因为它没有错,属于正确的废话,只有极少部分政治意识水平较高的群体认为那些信息的增量是对认知的羞辱——它显然无益于提升。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缠绕在常识性信息上呢?

 

首先是挖掘主动性低,主要因为不需要。社交网络有天然的舞台效应,人们表达的目的更多是自我展示,很少存在推理性思考。能促进挖掘主动性的条件只有一个:展示欲的驱动——希望展示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然而这点很可能不是通过交流得来的,也就是说,在关键议题上社交网络提供的更多是展示机会,而不是探讨共进。

 

其次就是传播心理。影响力为基础需求的传播更多会偏向较低层次政治意识水平,段子手、类比爱好者和排比句狂人一直很有市场,相比下学术性的知识也包括实用性知识则难以形成更广泛的影响。

 

常识性信息最多带来的是终极反馈,而不是交流。那么,人们会在哪些情况下积极加入交流呢?

首先是情境的价值。对社交网络来说情境价值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竞争性,也就是卓出的机会,另方面是传播性,当自己的消息或观点期望获得更大范围扩散的时候。其实这两方面有一致性,都属于认同需求的一部分,只是获取渠道不同,前者通过辩论,后者通过信任交换。

其次是人际互动。在这种需求下,观点和信息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做为情感沟通媒介的方式,于是也成为一些反智理念、虚假信息和无知理论的滋生环境。这种情况下辟谣、反驳、纠偏、激辩基本都无从改观,提出者会被认为「情商过低」而遭到嘲笑。

另外还有情绪。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可以达到同一个目的:崇拜和鄙视。当一个群体中存在某个体崇拜的对象时,该个体更容易积极表达,此时的表达是一种自我展示,以此获得偶像的注目。如果该群体中有个体鄙视的对象也同样能促成积极表达,此处鄙视情绪的传达成为了一种需求。当然这两种情绪作用下的表达方式肯定是相反的,后者充满着挑战,甚至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两种情绪下的观点同样可能不在推理型思考内,因为情绪的前提,直觉型认知被导向了两个极端。(当然也不绝对,对于后者来说能形成推理型思考时,往往会将个人语境独立出来,与周边错位,对沟通的目的来说是低效的,类似自说自话)

封闭圈子中的成员很难在综合性大群中有效交流。而他们又会更急于交流,准确说是急于论战(甚至可以说是骂人),在圈子内部的被动一致性环境里,没可能形成激进的沟通模式,也就难以获得自我展示。另方面,这种情况下的交流也是以排异彰显凝聚的好渠道。

互联网内容追求新颖的整体感受也可能是个误解,至少一半是。互联网追求的更多是表达层面的新颖、从与众不同的路径触发情绪上的感染,或者说满足情绪需求,而不是思考深度和观察角度层面的新颖,后者还可能成为被排斥的主因之一。情绪和喜好的需求是既有的,并非经信息带来。

还有交流中你经常能感到的是,语境非常错乱,同样一个消息会能得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反馈。举个近期最典型的例子。知名媒体人贾葭失踪的消息,在M的朋友圈上发布时很多人的留言却是「你连大腕都能攀得上啊!」,甚至还有「帮我找个工作吧」……令人哭笑不得。M说不喜欢朋友圈这种地方,「它逼着你只能结交同一个圈子的人,否则就要长期感受各种错乱」。

我说,朋友圈的分组功能可以帮你单独隔离出某个消息的传播面,但M认为,「消息就是为了最广泛传播的存在,就如声援,如果只在固定圈子内流通,又能有什么效力呢?」好像很有道理。不过我依旧相信同圈子内成员各自都有向外的扩展渠道,理论上信息依旧可以流动,虽然会慢一些,但M还是认为:「你只能感染到那些原本就存在既有认同的人群」。这点上和我们上一篇的结论一致。

此处还存在一个过滤器,那就是名人的遭遇会受到更多关注,与遭遇本身的程度之关系在其次。也来自于传播心理。媒体和权力机构也在下意识的促成这种状况,就如任志强的被封杀,海量的微博转世党中被连续封杀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人不在少数,但都没能引起太多关注,他们中肯定不乏比任志强更为激进和直率的人。

也有看起来相反的状况,比如桂民海和他的铜锣湾书店在事件发生之前或许并不十分出名,而他们的遭遇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其中两个方面的重点可以带动传播,一是香港自由度被侵蚀的危机感共鸣,二是政治禁书(猎奇心理)和出版自由。对这两点的突出在媒体抓取信息的直觉范围内。北京当局实施的央视认罪自以为聪明、能扩散最强震慑力,其实他们忽略了无法避免的次生效应,也就是对当事人遭遇的广播,民众的既有认知不会通过几次宣传就造成反转,香港的政治书籍早已深入大多数人的认知,舆论维稳和恐吓只会加倍增强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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