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油腻中年”的讽刺说起——中国人对不平等问题有着特殊的反馈方式

（泡泡特约）习近平的十九大讲话要求“精准扶贫”，官媒称其为“中国书写的最伟大的故事”。中文网络刷屏“油腻中年男”，各种讽刺段子乐此不疲。如果你仔细观察下就能发现，刷“油腻中年”的人中并不存在能被习近平定位为“精准”的被扶贫对象，而真正贫困的人连上微信的手机都买不起；再看看“油腻”的特征，手串、唐装、枸杞子、金链子、普洱茶、私家车……这说的明显是中产，而与年龄无太大关系。理解为年龄歧视的都错了，它只是不平等的阶层差异之妒恨的一种伪装。

那么为什么要伪装呢？直言抵制不平等还能带来针对性的反抗，而这类泛酸的奚落似乎并无太大助益。其实原因很简单，热衷于讽刺中产的人所追求的有可能并不是获得公平的财富分配，而是希望自己变成中产。

这个逻辑有点像“鄙视特朗普的华裔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个名词乍看起来根本就说不通 —— 鄙视特朗普的人应该是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并且作为黄种人的华裔又为什么会认同白人至上？但事实上这样的人的确存在，还为数不少，他们正在希望通过雇佣关系、婚恋关系等媒介，攀附到高阶层的白人以改变命运，甚至仅仅是好友关系，也能让他们觉得已经沾上了点地位优越感的光彩。

这并不是中国人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所采取的全部方式，也不是贫富落差带来的所有问题，仅仅一个小侧面，却足以看到更大的背景。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已经居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去年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而25%的底层民众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应在0.52左右。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但有这个分析认为 0.4 这个警戒线的设立没有根据，因为按照实际现状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动荡”。其实这是个误会，说明持该观点者并不了解如上述所展示的中国人对不平等问题的独特反馈方式 —— 都化作“油腻”式的段子了。

不平等所引发的后果可远远不止几个段子这么简单，“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没有伤害，其诸多方面的伤害性早已引发广泛重视，只是人们没能理解到其根源是为不平等。

以“油腻中年”为特征的势利和偏见

对于“油腻”的刷屏现象，羽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暗藏的问题：中国的日常歧视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心理起点多数源于势利，比如说油腻的中年所指明显是中年人里的顶端人群，贫下中农型的中年人连被分类的资格都没有。

恰恰是由于贫富悬殊，社会流动性会大幅下降，阶层隔离感被加强了，是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结构僵化，等级更加森严。

在金钱和资源的明显差异之下，还附带着文化的差异，而后者就是势利和偏见的来源。人们会下意识的根据其品味判断一个人来自哪种阶层：着装、措辞、饮食、运动、音乐、阅读偏好、收视偏好、是否具有艺术鉴赏力，以及对知识文化的价值观等等，都是评价他人的标准。

近日一位较富有的中产朋友组建了一个品茶论茶艺的群聊，公开发二维码邀请爱好者加入，但群建起来没多久，就有多人陆续退出，而对话的仅仅是一些“层次一致”的、以雅兴为乐的人们。社交媒体中没有物理化的阶层壁垒，当不同阶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明显发觉，其语言风格、兴趣品味之壁垒是如何的不可逾越。

这不是中国特色，全球范围内都一样。在美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口音比较纯正、举止得体，他们知道教育程度能扩大自己的优势，并且会将这些见解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在学校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结成美好的婚姻、获取高等收入等等。

美国近来出现的高等教育无用论思想引起了很多观察家的重视，调查发现，持有学历无用观点的人大多数是底层，而精英阶层的子女依旧对常春藤和高学历趋之若鹜。

更简单到措辞习惯，都是一种挂在嘴边上的阶层标签。在英语里很明显，比如“晚餐”这个词，英国工人阶级会说“tea”，中产阶级会说“dinner”，上流社会则说“supper”。在中文里似乎没有这么明显的用词区别，但有一些不容易被观察到的说话习惯差异，准确说是气息的着力点之不同，阶层越高着力点越低，在北京街头你就可以观察到这点……

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存在，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味”来展现阶层标签，也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称之为“象征暴力”的行为，跟人们平常说的势利和歧视差不多。

什么是势利呢？举个例子，比如一群车子在等红灯，你坐在宝马740i 里，觉得自己比旁边那辆艳俗的卡迪拉克车主更优越；或者你的孩子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而你的同事在炫耀自己的孩子正在攻读清华研究生，此时你能体会到一种平静的快感，这就是势利。

然而势利态度只是一场零和游戏，当某天你的车位旁边停上一辆宾利、你听说同事的老公在牛津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曾经那一瞬间的快感就会烟消云散了。

种族偏见一直被批评，但阶层偏见却很少被提及，这本身就有失公允。社会品味体系决定了那些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虽然具体内容一直在变化中，但整个体系的存在从未消失。

阶级、品味和势利无处不在，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机遇，歧视和社会排斥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的。

焦虑和抑郁大幅上涨

三年前，中国媒体根据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指，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极其保守的估测，毕竟中国人对心理健康问题普遍的不关心，主动就医的可能性非常低。

发达国家的焦虑抑郁问题直线上升之趋势尤其明显，数据显示，重度抑郁症流行程度比50年前高出10倍，这还是在有记录的范围内的观察。15～24岁的年轻人自杀率在欧洲高达近20%。人们用抗抑郁药物、滥交、甚至毒品来缓解压力，这些都早已不是新闻。美国发现，1999年至2015年期间，处方阿片类药物的销售额翻了四倍。

恰好与全球不平等高速加剧的时段重合。与抑郁焦虑问题的趋势十分类似的是，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的上涨趋势，这似乎是矛盾的 —— 自信的人怎么会焦虑抑郁呢？其实很简单，贫富悬殊直接造成的是阶层特点的被突出，进而引起人们更多地介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便形成了一种防御机制 —— 一种不安全感的、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它并不是真正的自信，却很容易被误会为自尊心强。

健康的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的知道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优势，并承认自己的短处；防御性的自尊感是对弱点的否认、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其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于是很明显，这种自尊感是脆弱的，就像在黑夜里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

具有不安全感自尊心的人往往待人冷漠，过度专注于自己，不擅长倾听，难以接受他人意见。这些特点也在崇尚暴力的种族民族主义者身上最为多见，却很奇怪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研究者将社会不平等纳入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分析，这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强直接导致了抑郁和焦虑问题的上升。当“减压”这个词成为大众媒体的口头禅时，就说明整个社会早已陷在压力中了。早已有多种实验显示，被负面评价的被试会表现出皮质醇分泌突增的反应，大脑释放皮质醇是用来应对威胁和紧急状况的准备。

阶层差异越大，人们越是会想象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并将这种想象内化，从而产生羞耻或骄傲的情绪。

对健康威胁最为严重的三种社会压力是：低社会地位、缺少朋友，以及艰辛的早年生活。艰辛的早年生活导致的不安全感和低社会地位导致的不安全感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俩放在一起还会互相激化；友谊具有保护作用，然而在这个超个人主义时代里、加之数字媒介交流的隔离感，知心关系已经严重缺乏，这就直接导致人们怀疑自己没有吸引力、乏味、愚昧、缺乏社交技巧，进而陷入抑郁。

社会地位的高低对于自信心来说有着截然相反的影响。当然，高阶层人士也会偶尔感到无能为力、低阶层人士也会偶尔信心满满，但是通常来说，你的社会阶层越高，这个社会就越是愿意帮助你免除自我怀疑。

较为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越是会更多关注经济前景、社会地位、个人抱负等标准，而减少了对浪漫因素的考虑。好莱坞进军中国的大部队一直在拼命研究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韩剧（韩剧出口的主要市场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韩剧中弥漫的生活浪漫主义色彩弥补了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欠缺。

人们很难无视社会地位，因为它几乎决定了你整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取得成功几乎是向上攀爬的同义词。

最新研究显示，世界再次进入到了镀金时代以来财富最为集中的时代。从 1870 年代到 1900 年的镀金时代，财富大量集中在卡内基、洛克菲勒和范德比尔特等家族的手中。根据 UBS 的报告，全球亿万富翁（超过 10 亿美元）的财富过去一年增长了 17%，总和达到了创纪录的 6 万亿美元，比英国 GDP 的两倍还要多。亚洲的亿万富翁总数首次超过了美国。

按照目前的财富增长速度，亚洲亿万富翁的财富也将在四年内超过美国。报告主要作者 Josef Stadler 说，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全球的财富集中度和 1905 年一样高，部分亿万富翁也为此感到担忧。他认为我们正进入第二个镀金时代，社会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是时代终结还是继续？

为肥胖苦恼的朋友们，减不下来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找到关键问题

英国作家 Sheila Graham 有句名言：“食物是最原始的安慰”。

发达国家的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以4170万肥胖男性和4610万肥胖女性位列第二，随之带来的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和胆囊疾病也呈现高发状况，并且在被查的26个国家中，都是低阶层人士更多的发生了肥胖问题。

中国的肥胖人口则是位居世界首位，拥有4320万肥胖男性和4640万肥胖女性，分别占全球的16.3%和12.4%。并且同时调查显示，城市低收入人群成为了肥胖人群的主力。

十几年来，大众媒体最持久的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减肥，他们喜欢推荐各种奇葩的减肥招数、减肥成功的案例被赋予英雄般的展示。然而却没人提及，为什么肥胖成为了阶层问题。

西方国家有很多研究显示，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相对较高。长期承受压力的人对待食物的反应和没有压力的人截然不同。压力会给大脑一种未雨绸缪的暗示，高压力人群的调节机能便将脂肪储存在腹部，以备不时之需，也因此激发了进食量的大增，甚至会改变大脑对食物偏好的选择。

进一步的，肥胖又成为了一种贴在脸上的阶层标签，它影响到就业、交友、婚恋等人生重大问题，它带来了持久的压力，再去找食物减压，变成恶性循环。

决定食物选择和饮食结构的不仅仅是人的感觉，社会因素也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食物从来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含义，因而才成为社交中的常用媒介。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体重过高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被称为“审慎表型”理论，该理论指出，当孕妇处于压力中时，其胎儿发育会进行某种调整，为压力状况下的生存做好准备。现代社会中的压力往往不是食物欠缺造成的，于是此时这种调整就不再有益了，数据显示，具有“审慎表型”的婴儿在长大后更容易患上肥胖症、心血管病等。

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

物质财富差距越大，社会地位差距的影响就越深远，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对地位较低者的偏见就越严重，社会顶层的富人和底层的穷人之间的距离就越远。人们争先恐后的通过表达自己对地位较低者的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剥夺来社会地位的人，只能拿更弱的弱者来出气，以试图重建自己的地位。

英文有句俗语叫“船长踹服务生，服务生踹猫”，反映的就是对地位更低的人的攻击和憎恨。人们都知道这个社会是互害的，但这种互害的走势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反攻，而是自上而下传递。

心理学称之为“错位攻击”。又叫做“骑自行车反应”——你看骑自行车的人，对领先者的姿势是鞠躬的，而对落后者则呈现蹬踹的姿势，很形象吧。只有在平等的社会里才有包容和同情，而不平等的社会里只有欺凌和抱大腿。

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人类群体冲突和压迫行为，其根源之一就是不平等导致的个体性和制度性歧视，这取决于人们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态度是顺从还是反抗。

在中国，很明显人们顺从了最高阶层，并且把嘲讽和妒恨留给了与自己最为接近的那个阶层 ——底层妒恨中产、中产妒恨富人 ——以此来平衡自身被歧视的后果。

物质财富差异越大，社会地位差距的影响也就越大，在不平等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所产生的偏见也就越为严重，会更多的排外、保守，以及崇尚暴力，皮尤调查显示，不平等加剧会引发犯罪率上升，凶杀和袭击案与不平等的关系最为密切，抢劫和强奸其次。哈佛大学的社会暴力的研究中指出，暴力是一种试图避免或消除被鄙视的耻辱感的行为。

……

不平等还会影响社会地位较低人群的志向、规范和价值观，从而影响其对教育的认识。中国流行的“知识无用论”就多发于底层，高等阶层人士一直认为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底层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拼爹”和投机的价值。

不平等也会消弱社会互信程度，直接影响到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社会参与和政治行动。积极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群普遍阶层较高、衣食无忧，而低阶层人群更多只在自身利益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出反对的声音，并且更多倾向于寻求政府的帮助。

收入不平等也许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当遭受不平等威胁时，人们更倾向于竭力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联合起来应对社会问题 —— 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不再是建立更美好的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中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