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铺为什么卖带鱼

（泡泡网报道） 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近日的舆论热点中持续高温不退，主要原因还是和与会者名单中出现的那条“带鱼”（周小平）有很大关系……“包子铺”里“卖带鱼”，习近平此举意欲何为？

带鱼搅起公知愤

纵观舆论界，对周小平非议最强烈之群体，当属一众公知。曾被祝华新点名表扬并做为意欲收编的代表​​人物，原著名公知、网络大V@五岳散人的评论醋意浓郁：“对于圣上翻了谁的牌子、以什么姿势临幸太监宫女完全没兴趣” ；另一位公知，媒体人、腾讯“大家”签约作者章诗依，在一则被删除的文章中对“带鱼”的上位愤愤不已：“凭借几篇瑕疵百出的网文，便得昂然跻身如此规格的座谈会，且伴随官方传媒的喧天锣鼓，时代一下子宽容得令人不敢相信。”

周小平的“上位”如何那么强烈的触动了公知们的神经？对此时评人苏星河认为，“后效在预期内，公知群中计了”。苏星河说，无论在当局的眼里，还是在愤怒或吃醋的公知心中，“周带鱼”无疑都是一个彻底的丑角。当局树立起一个丑角，当然不是在自我丑化，而是通过这个丑角，表达它对公共话语领域的蔑视和侮辱。丑角的作用在于，它取消且丑化了公共话语领域的意义和价值，并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彻底碎片化。

“就是说公知们你们吵吧争吧，争的不过都是垃圾。越是这样，公知越要强调价值和角色，越要证明自己不是垃圾，比垃圾香。否则公知们就等于承认自己在启蒙和民间的作用不如一条带鱼，这是什么样的耻辱？”

苏星河评论：“当局的用心自然是险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节节败退，使当局不得不祭出净网运动等法宝。可是纯粹的打击，既不能收复失地一统天下，又有进一步失去民间的现实风险。“将民间一网打尽、实现主流重归当然是好的；如果不能一网打尽也无法遏止败退，那么次优的结果是，谁也不能在这个领域获得优势，或者把这个领域变得泥泞不堪、一地鸡毛。既然如此，与其树立起一个谁也不相信的德艺双馨的前辈党棍，不如让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丑角来代言这个领域。”

思想垄断是极权本性，网路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已极大程度上引起极权警惕，“运动式净网”、在社交平台接连注册官方意识形态专属账号、加大力度删帖禁言、假以“辟谣”大肆抓捕等等行为，都反映出极权体制对网络生态把持不善的惶恐。周小平作为高度靠拢党宣思想的网络写手参会，就如行为艺术，暗示“新媒体、互联网舆论平台已被主流意识形态占领”。

观察显示，舆论界当前对此的评论中很多观点认为：选择周小平参会是“习近平被中宣部误导的结果”，似有不恰。周小平疮痂满目的履历，习近平不可能一无所知，重用这样的人一方面如苏星河先生所言：羞辱公知群体、玷污公共语话领域，另方面还有便于掌控之意。需要“扳倒”之时，都无需罗织罪名，翻旧账便可轻而易举。更有暗示其当需感恩戴德全力以效，不得半点马虎，更进一步便于掌控了。

知名作家慕容雪村在其个人微信中的评论更为直接辛辣，他说：

周小平代表的其实是中共宣传事业的标准水平，不会更高，但也不会更低。周小平确实撒了很多谎，可人民日报和CCTV撒的谎难道会比他少？周小平确实强词夺理，但《人民日报》、CCTV和《环球时报》难道会比他更讲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周小平并没有丢这个政权的脸，相反，他是习近平政府和这个时代的标配，正如秦二世之与赵高，宋徽宗之与高俅，毛泽东之与王洪文、蒯大富。当这种不学无术的小丑纷纷走进庙堂，也不能说明这个政权没人了，看看这60多年的历史，中共宣传机构起用的多半都是这样的人，有一些甚至比周小平更差。他们之所以被今上临幸，也正是他们身上那些难得的优点：身段柔软、姿容娇媚、好护主、善狂吠，以及，特别不要脸、‘特别能战斗’。

被带鱼冲淡了的座谈会本身

习近平在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强调了“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文艺“不要沾染了铜臭气”等等，也是在为本年最大规模的「净网运动」加垫理论支撑。审查制度、政治挂帅，中国大陆的文艺创作没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文艺座谈会不单不能繁荣大陆文学艺术，正相反是为扼杀创作之黑手“画皮”。用慕容雪村的话说就是：“只要审查制度继续存在，出现得越来越多的只能是遵命文艺、马屁文艺以及法西斯文艺。”

慕容雪村表示，从1949至今，中国的文艺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少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也少有真正独立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协是共产党的，记协是共产党的，文联是共产党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和艺术奖项都是共产党的，不肯听命的作家和艺术家或被打压、或被屏蔽、或身陷囹圄。基本不需要再加整顿了。

中共时隔72年再度召开“文艺座谈会”，究其因，与当下新极权属性的体制之需求有直接关系。对此，提出“新极权”概念的时政评论人莫之许分析称，市场化下不可避免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偏好（普世价值），是极权体制必须加以处理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即体现了体制试图吸收新社会阶层的企图。随着新社会阶层的迅速膨胀，相应权利诉求的升高，体制越来越认识到，大规模的吸纳将损害专政体制本身，损害专政体制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制于任何社会群体的超然地位。恰与许多人幻想的体制通过逐渐吸纳新兴社会阶层而“软化”相反，体制将把解决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的重点，放在了强化体制本身上，而不是改变体制与社会关系之上。

旅日学者项小凯认为，新极权意识形态终将破败。“尽管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新极权仍将长期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在观念上，体制已经无法再建凌驾一切的意识形态。体制理论与现实的分裂和荒诞，也将失去曾经的恐怖色彩，而更多地变成人们揶揄嘲​​讽的对象。一面是社会风险的积累发酵，一面是体制意识形态的日益破败，面对潜在的危机，新极权无法再象过去那样支配人心，而只能更多地依赖于刚性手段。而这一趋势，又将不可避免地加速反馈的螺旋，直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