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弊端和如何打造一个出色的群体

(泡泡特约)在重要历史事件和新闻事件中,人们非常关注个体,这意味着我们会更赞赏领袖、胜利者、天才和英雄们,很少会有某个群体被嘉奖。实际上,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群体会妨碍个体、阻碍行动、浪费时间”,有些时候它的确如此,虽然这种说法偏执了些。

很显然,群体的行为也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处于群体成员的限制和无形的压力之下。群体成员会干扰你的思考、阻碍你独立设计的计划,一个典型的关于“群体思维”的例子: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们做出了一个破坏性的决策:入侵猪湾,一群杰出的人,有着非凡的知识和充沛的资源,却在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问题面前犯糊涂。不言而喻,在面对困难和群体成员的压力时,这些专家们很容易受影响,抵御能力十分脆弱。

一些类似安全措施的机制会在个体内部发挥作用,以保护自尊,群体会忽略那些有可能威胁到凝聚力的信息和观点、那些与他们既有认知相矛盾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观点被轻视、贬低和嘲笑,最终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错觉的东西更加深化了。

基本不用指望在一个“团结”的群体内部用不同意见去改变什么,哪怕长期不断的表达,它也许只是你被排斥的加速器。我指的是根本性的不同意见,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瘙痒式的建议去变相讨好群体,它当然不包含其中。

我们正在面临有关群体生活的最为深刻的矛盾:合作中,群体成员能表现出创造力并富有成效,共同实现远超过一个人能力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群体会使成员脱离现实、具有破坏性或被蒙骗。因为,我们既可以形成杰出的团队、集思广益,互相激发出优秀的创意,也可能出现肯尼迪顾问团那种低级错误。

George Miller 有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The magical Number 7,Plus or Minus Two》,文章指出,我们脑海里保持复杂信息流的能力是有限的,当面临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会将小的单元组块加工成大的整体以便于掌握它们,其损失就是丧失了精确性和准确性。在群体中,尤其是大的群体,这种组块意味着在试图把握群体变幻莫测的复杂性时,我们会将人们合并在一起看待。下图来自于我在几天前经历的一次对话,与美国网友。

很明显,当我们把别人看成组块的时候,人们也会把我们看成组块,在较大群体里,这种毫无个性的匿名性很容易导致退行、怨恨和冲动等事与愿违的行为。英国比较有名的组织学教授Ralph Stacey曾经提出:可以把群体当作复杂的反应过程,这种看法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能发展出新观点、具有创新能力。如果我们设想在群体中,个体为共同项目透露心理能量,那么我们会强调谈话互动过程,这些谈话构成了新的结构。

从这个角度上看,群体既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个体心理也不是群体的内容。

矛盾的是,当个体互动时,这些个体心理特点一方面塑造群体过程,同时也被群体过程所塑造,通过互动,新的整合形态不断涌现。

换个说法,当群体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加工信息时,群体通常能够达成惊人的准确结果。这是通过很多反复进行的实验得以证实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结论很不一致,但它们的均值往往非常准确。

如此,便是群体能产生智慧的条件——让个体自由的获取信息、独立的完成判断、不具偏颇性的采纳意见,也就是说,圈子性质的群体不具备的东西

我们有点理想化了?上述优质群体真的可以存在吗?是什么在现实群体中制造噪音?

一群鱼能够以优美的姿势游成一个几何图形、一群鸟可以飞出规整的队列,但当我们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就不得不去考虑更为复杂的状况,完全可以说,没有干扰的人类群体是非常意外的。

感受到威胁的个人会反抗整合过程,或者“亚群体”成员联合起来推出不同的议案,并破坏走向整合的趋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些专制国家都喜欢强调“团结”了吧,因为真的极难形成鸟和鱼那样的团结一致,在人类群体中。

有些朋友喜欢分析政治局势,谁上台谁下台、谁忠于谁,谁是谁的“一派人马”,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三方洞悉了,我们能了解到的也不过是一些诸如工作经历、出身背景以及祖籍家属等框架信息,人际关系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某一时刻某种情势下,某个人自行衡量出的现实利益,你不可能摸清的东西,并且是它时刻处于变动中。

更何况,一个显而易见的所谓“策略”是:把彼此不能融洽的人组合在一起对组织者来说是绝对利好的,因为他们只能搞内讧,而无法联手造反。玩这手中国人是鼻祖。

一个基本的事实:个体会出现两种动机,它们在严重破坏群体过程,它们形成干扰破坏群体合作和整合能力。简单说,它们是个体成员体验到的焦虑,这些焦虑与其被群体接纳程度有关、也与是否完成群体任务有关。

与国家元首的智囊团相比,民间的小圈子成员更希望获得群体的肯定和接纳,但在归属感的压力面前,甚至更糟的状况是,在被排斥的危险面前,基本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不知不觉中,人们会吸纳相关的微妙信号,它们提示危险和机遇。很多人会否认这点、试图压制它,或者把它们变得不那么引人注意,虽然它看起来幼稚愚蠢令人尴尬,但它的确存在。

身份问题是另一个动机,它与归属感有些近似。更成熟或复杂的群体成员可能不满足于被接纳,他们需要肯定自己的身份以获得满足感。如果身份被难以确定、甚至出现威胁和挑战,人们就会通过斗争来保护或形成新的身份。组党就是这个道理,“我是某某党派成员”这个身份能更好的满足结盟需求。

一般情况下,群体会寻找各自途径去协助成员确认身份,比如选择一些外在的标志性的东西来衬托,党章、袖章、衣着或者饰品。成员的身份需求也会导致群体的进一步细分,每个亚群体为他们的成员提供一种归属感,虽然这经常会牺牲一部分整个群体的凝聚力,或者以完成任务的能力为代价,这就是群体的细化。没有不会细化的群体,每个人都有多重自持的特征,整体能存在共性,局部自然也会存在共性。细化本身并不代表分裂,但它有可能是分裂的基础

还有一种焦虑感,来自担心群体成员不能顺服、领导者地位不稳,这样的时候人们会拼命强调初衷和身份认同,甚至会采用重新审查成员资格及清洗队伍的行动。

一个党派如果开始着眼于内部清洗、抄党章、追缴党费,或能说明“主帅”对自身地位有危机感、对成员的服从程度难以把握。

但很明显,如此做更容易加剧混乱和焦虑感,强化审查会激发成员们的自我审查继而引发身份稳固性危机,为了缓和这种效应,领导人还有可能寻找替罪羊来“灭火”,比如抨击其它党派、海外敌对势力,大搞反对舆论等等,以期逆向触动凝聚力。这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引入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者可能是对危机的一种适当反应,因为确实需要迅速而坚定的新举措。对执政党来说,独立媒体和在野党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这类举措也提供情绪上的安抚,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工作本身上来。适应现实的需要和防御焦虑的需要可能会重叠,但它们依旧是不同的目标。当两者不能重叠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

群体管理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密切关注群体中的焦虑感,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防御措施。解除这些防御行为是恢复系统自发组织的关键所在,这会使群体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规律:细化圈子的稳定性低于圈子、小圈子的焦虑感大于联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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