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应该远离社交媒体?
(泡泡特约)日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Cal Newport撰写的评论文章,他呼吁人们远离社交媒体,他认为,如果你能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有趣的机会和联系不会像社交媒体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稀少;社交网络削弱了专注这项对复杂工作有用的能力,因为社交网络是设计以上瘾来吸引用户的。越沉迷于社交网络,你会越渴望无聊的刺激,一旦巴甫洛夫式的连接形成和固化,你将很难变得专注。
文章所指出的是事实,本网在去年的社交网络弊端话题中基本都有分析过,还包括以社交为基础形成的网络所造成的内卷趋势,及它带来的加速极化问题。有网友在回复我的时候显示对社交的定义不很明确,这里解释一下:社交为基础指的是人际在携带内容,而不是内容带来人际。
这点上中文网络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一直认为它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交往中的人情面子特征,因为我在英文网络中对此的体验不是很鲜明。在英文圈,如果你积极的回复、有卓出的观点,便会有英文网友的follow,甚至你只是使用了热门话题标签,很快就有提示告诉你被加入了相关话题组或者社会团体,以及被主旨话题账号follow。
同时我也不认为是社交网络损伤了民主制度(近来类似观点的文章在英文媒体和舆论中多有出现,当然它们的主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是fake news,人们感觉对劣质政治宣传的抵御乏力),而是人们尚未培养出良好的获取与利用的习惯。本网介绍过的鉴别真假消息和善用搜索引擎等技巧都是可弱化这一弊端的工具。
社交网络的确并没有真正实现它所预期的信息民主化,语话权始终被精英把持,这是现实政治在虚拟世界的延伸。虽然已有消息表明,重返“去中心化”的设计正在酝酿,但目前还难以预测效果如何。民主制度的根基是社会互信,如果假消息弥漫导致社会知觉损伤、极化程度上升,民粹政治甚至威权很容易趁虚而入。
一些英文评论已经将诸如极化和假消息泛滥的问题归因于不科学的思考及获取习惯,这点是对的,但完全归罪于社交媒体则不甚合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大多数美国成年人(62%)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在2012年这个数字是49%;64%的人只获得一个渠道(通常是Facebook)的新闻;大约四分之一(26%)的人在两个网站上获得新闻,只有极少人在三个或更多的渠道上获取消息。
这个比例一点都不奇怪,还应该更高才对,因为Facebook是个集合,主流媒体和底层内容生产者都在此平台上发布内容,相关链接能携带你走向需要的网页,但大部分人应该更偏好简讯,曾经有很多调查证明社交网络最为切实的负效应是让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阅读长文。而简讯很容易存在误导,为了能让链接更多吸引点击,简讯已经运用了很多宣传技巧,比如夹杂刺激性情绪的措辞、片面的描述或者暗示。
有调查显示,互联网用户的获取往往是随机的,当他们在网上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比如同时查看很多群聊,对每个群聊中出现的议题插两嘴、边看twitter边吃饭或工作等等。Reddit,Twitter,Facebook和LinkedIn等平台的新闻用户都大致如此。
于是,互联网上到处是认知吝啬鬼,博主的权威性(被熟知程度)、圈子化从众和高度情绪化等现象都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宣传(假消息)能充分利用这种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引导人们下意识的盲目接受。其中包括简讯和标题党,也就是说,即便主体信息是真实的,仅仅是人们的思维弊端和认知薄弱,就能达到与假消息同样的效果。
昨日有英文评论提出了“该如何定义假新闻”的问题,一般来说,假新闻是指那些描述和数据与真实信息完全的不同的内容,这需要先摆出事实真相,也就是说需要足够的政治透明度、独立并专业的核查部门,以及大多数人对批判性思考的娴熟和足够的知识面,缺一不可。但假新闻本身就在破坏信任基础,如果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上述就无法成立。
另方面,作为公开平台,Facebook的监督群体可以很强大,但能达到维基百科的效果的前提是,大多数人具备审慎的获取习惯。如果人们都离开了社交网络,假消息依旧存在,那将很难在最短时间内得以被批驳。
民主社会的思考者比威权社会更多更积极的道理前文已解析,对中国来说情况就复杂些了,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焦虑越无知、越无知越轻信,越轻信越为假消息提供市场……
并且功利主义严重,包括异议群体在内的很多人总是优先考虑“该消息的扩散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果目的正义便无所谓真伪,但这并不利于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人们始终处于被灌输状态,不论灌输的内容是什么,这种获取环境是政治宣传最喜欢的。
一位美国记者说,假消息意味着那些不能说服你的东西,但是它能激发你的怀疑一切、愤世嫉俗,从而不再关心。这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种假消息,它在迎合人们的预期、它就是人们最期待的现实,总是符合某种目的的宣传,只要你能阅读中文网络上的内容就很容易发现它们。
两种假消息都能有很高的受欢迎程度,但成因不同,前者利用的是极端情绪的自然膨胀,失落和愤懑的可持续性往往远高于幸福和满足;后者利用的是长期而广泛的焦虑和失望,当人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希望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幻想,以此来获得内心的满足,这个时候后一种假消息就自然渗透进来了。
也有英文时评人提出了渠道认同的悖论:我们一直在主张人们远离社交媒体,回归对传统专业媒体的信任,但专业媒体真的都能做到必然事实吗?它们的渠道是有限的,并且远离社交媒体的提案是否在协助一些已经变质的商业媒体的以假乱真?
这的确是个问题,也同时不是问题,因为鼓励人们审慎的是内容,并不是渠道,渠道只是最懒惰的判断条件之一。同时,几乎可以肯定你躲不开宣传性信息,信息战和宣传战是政治的重要部分,从国内到国际,被指出的假消息不过是假得离谱了,在宣传方面它是一个比较低端的做法,很多微妙的措辞和深埋的引导可能更加可怕。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为希拉里和Trump的第一次辩论做过事实核实,发现了不少“欠严谨”的言论,也就是纯粹的宣传性信息。比如Trump说企业家因为高额的税收而离开美国,也导致美元外流。而实际上企业家更多的是通过国外的工厂赚取美元;希拉里在提到种族问题时说,许多黑人和拉丁裔与白人相比,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过她很高兴看到“联邦的私有监狱制度正在消失”。而实际上,私有监狱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
这些内容到了Facebook上便会被各自的认同群体拿来放大、被反对群体反向放大。但这种宣传并不是社交网络时代的副产品,社交网络的确加速了它们的被传播和被认同,因为这个空间是人际的关系,人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的后果,并且专业信息核实的能力在此可能会被质疑。打个比方,就像你准备购买新车,一大叠的专家评测意见或许也不如一句“我朋友说”,因为你的朋友是该品牌的消费者,他的亲身体验对你的行为具有高度指导作用。
“我的朋友”就是人际,很少人会在这种时候去考虑科学的统计数据才是事实整体、个体体验只能是特例这个简单的道理。信息渠道也能形成同样的效果,如果一个渠道连续数次抢先播报消息并在其后被证明属实,它的读者就会给其贴上“靠谱”的标签,继而形成渠道依赖,这时候假消息便可以趁虚而入了。
对假消息最大的指责是怀疑其左右了本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媒体们纷纷收集证据来说明这个推测。其中值得推荐的是WSJ,它早在今年5月份就发布了一篇文章让读者有机会同时看到左派和右派媒体有关同一个话题的不同角度的报道。
文章中左派的用代表民主党的蓝色来显示,右派的用红色来显示。比如选择“希拉里·克林顿”时,读者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的消息并排出现在屏幕上。左派中有多篇报道还在计算希拉里的普选票数,而右派的报道大多数在“解释”克林顿为何会输。如果选择“当选总统Trump”这个话题,可以看到左派对某个Trump支持者在星巴克对黑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报道,而右派相对应的故事则是大学教授因为不愿相信川普胜选而被送去做心理评估……
《华尔街日报》提到,这些消息只有在被转发100次以上、以及所属账户有十万以上的粉丝,才可以进入到这个蓝色或者红色阵营的消息库里。也就是,它的影响已不可小视。
其中社交网络所起的作用包括为它们提供了高速的传播,并且,Facebook等平台的设计将每个人“有可能最喜欢”的内容呈现给此人,于是左派很可能看不到右派能看到的东西,反之也一样。这就是上述所说的“引导”。其实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也很难说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人们的思维缺陷,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们都在拼命搜罗可证实自己观点的信息,同时忽略掉可证伪性信息,社交媒体不过是在让这种缺陷更方便的获得了满足。
同时它也有可能是极化的辅酶,可见的是,当下的政治分歧正前所未有的针锋相对,“按需供应”的社交网络设计有最为直接的作用。
不过极化问题可没有什么工具来解决,它很大程度上基于人类的认知和思维缺陷,在中国还要加上社会病态这个因素。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社交网络,这些缺陷也一样存在,而社交网络只是让它们“发挥”得更便捷了,同时也更为显见。而反过来看就是,我们通过对社交网络的观察,可以更简单地对这些弊端加以分析和修正。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英文评论中看到对动机问题的分析,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获取新闻。你基本可以推测出工作需求、投资分析、择业、搬迁或出行等基础动机,但有可能覆盖面更广的另一个动机则是:表达,或者说交流,与此相连接的基础目的是:获取虚拟空间的影响力。
与这一动机相关的是,人们的既有认知、立场倾向、话题偏好和知识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twitter上有一位比较活跃的典型穆斯林恐惧症用户,其经常转发有关穆斯林的假消息,并且不择渠道,即便是真实的报道,也被其解读为对伊斯兰教的仇恨,而不是对恐怖主义的仇恨。而那些能起到反驳作用的信息都被其主观忽视了。也就是说,信息本身的真伪在此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另有基本统计显示,评论的转发量(受关注程度)远高于新闻本身。
综上,我对远离社交媒体的提议持谨慎态度。至少必须承认的是,社交网络是带来思想,言语和表达的共同媒介,然而,其正确和有效的使用完全取决于如何管理它。了解我们通过这些媒体所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是必要的,只有以积极的方式进一步使用它们才能避免。这取决于我们确保社交网络不会变成社交功能障碍。
另个尴尬是,一直以来方法并不少,但普及率太低,以至于难以产生明显的事实影响。很可能因为这些方法违背了大多数人的习惯,它又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出现在仍然错误的获取习惯的基础上,形成了怪圈。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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