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了妆的”社交网络情绪”和Trump的隐形信徒

（泡泡特约）“我unfollow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社交网络账号”，一位旅居美国的学者告诉我，他认为，坚持做精英代言人的主流媒体在当下时代正与真实民意加速脱节。

媒体是不可信的、精英们在撒谎、民调不真实，这是最新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几大宣传特征之一，它的作用一度被认为是激起人们的怀疑、损伤社会知觉。但必须承认，特朗普是在利用和引导民意，而不是创造民意，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知觉损伤早已形成，只是观察者们并没有对其予以足够的重视，特朗普重视了。

在选举日前的一个月内，曾经有多家媒体的评论文章引用“社交网络情绪脉搏”做为更具说服力的信息，以辅助传统民调来作证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分析专家所支持的结论：二选一条件下希拉里才应该是赢家。如果这一渠道是可靠的，它必须具备一个基础就是，绝大多数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表达是真心所想。

是否有人思考过，这一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并且是未曾被验证过的假设。它似乎也无法验证，难道能去逐一询问人们：你的twitter和Facebook上所言是真心的吗？……我觉得基本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虚拟空间行为存在伪装。

中国应该是发现这一状况最早的国家，不厚道的说很可能与中国人的虚伪被认识到的普遍程度有一定关系。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经常会有一些民间反日的态度，日本媒体很关注它们出现的频率和时段，并且高估了它对投资的影响。我一直认为相关解读存在夸大，事实显示，中国人依旧会因为性能良好而选择日本产品、因健康需求而选择日本料理，旅行购物消费额一直没有明显下滑。

中文舆论讽刺“爱国者”口是心非，换个角度看很可能就是，“社交网络情绪”值得怀疑。当然，在威权政府审查的环境下，中国人的表达受到限制，仅以网络舆论观察社会倾向在中文环境下是不可靠的。但在信息自由国家里同样有主流意识形态和党派语境的限制，比如反歧视、反威权主义、认同多元平等和宽容，社交网络的表达更多以获取认同为目的，这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隐藏自己背离主流的真实心意。

华盛顿邮报承认了一个事实，或者说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卧底特朗普票”，它确实存在，且不在少数。它被解释为那些羞于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的人。这些人不会在包括社交网络在内的任何地方表达真实立场，观察人士们无从了解他们的态度也就无从纳入预测。是啊，如果你公开表示自己支持一个类法西斯、厌女症、恐同的种族主义者，那是多么碎眼镜的行为？你会失去朋友、掉粉，甚至影响到家庭和事业。

曾经颇具争议的布莱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状况，它以前被用来解释美国选举中的种族歧视现像。布莱德利效应认为，部分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基于政治正确立场，不愿承认自己的种族歧视，宣称自己会支持黑人候选人，但真正投票时却投给白人。在1980年代，几位主要黑人候选人都显著遇到这种现象，包括加州州长候选人汤姆·布莱德利、弗吉尼亚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怀尔德以及纽约市长候选人大卫·丁勤。

2008年，随着贝拉克·奥巴马成为第一位主要政党的黑人总统候选人，关于布莱德利效应的讨论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很多政治观察家试图从民主党的初选以及大选结果中寻找布莱德利效应仍然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最终大选结果表明，奥巴马实际得票率与选前民调结果相当，因此有人提出布莱德利已经消失；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这次选举黑人选民的高投票率所抵消。

其实从英国脱欧公投时起，观察人士们就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社交网络情绪指数、民调和主流媒体的倾向与事实结论相反的状况，当时人们认为它是个案、是黑天鹅，然而，选举日后，著名评论人们依旧称特朗普的胜选为“第二次黑天鹅”。

的确，用意外来解释强大的反差刺激能有效的缓解认知失调，告诉自己这不是常态、不是某种变化的开始，它是特殊的，很难再次出现的状况，于是我们便可以继续维持既有认知，无需为复杂的观察分析和认知修正做准备。

选举前很多观察者一致认为特朗普的宣传性言论纯属出洋相，甚至怀疑他根本无心当选总统，毕竟在美国，做商界大佬比做总统舒服多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大多数评论人士来说，自由主义立场已成为一种表达习惯，并由此认为它始终是大众的共识，虽然与此同时反自由主义风潮正在欧洲膨胀的情况同样有被收集和分析。这种现象心理学称之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误（或称确认偏差、证实偏差、肯证偏误、验证偏误、验证性偏见）指的是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符合自己认知的细节，忽略不利、违背的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

这种偏见尤其显见于感情问题和传统观念。例如, 人们面对明显的环境变化（失恋、失业、社会主流偏移等），大多难以割舍曾经，会在反复的情绪中来回摆荡挣扎，过程中不断回顾并对自己给予合理的解释与交代，直到身心得到平衡安顿为止。

回顾与重新认知的过程会建构一个新的认知事实，它受到个人价值观、家庭或传统社会的左右，或宗教信仰等批判及趋避的影响，而倾向采取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说法或选择性的认知，以合理化整个事件，进而化解外部压力并获得身心上的平衡。

比如谈论枪支管制问题、移民问题、反恐问题等，人们常偏好支持自己原观点立场，也倾向将模棱两可的事实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偏见的搜索、理解和回忆，常被用来说明态度极化（即使争论双方都依附于相同的根据，争执仍变得极端）、信念固着（在反证出现后依然坚信原有看法）、非理性首因效应（即强烈的“先入为主”效应）及错觉相关（对两件偶然事件做无根据的连结的倾向）等现象。

确认偏误会影响人们忽视那些已经出现的“苗头”，或者将它们理解为不重要、特例和不值一提。希拉里和很多精英也被认为犯了同样的错误，“过度自信”，也就是轻敌。

如今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已经式微，几乎世界各地，各种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正吸引着大批信徒。金融危机后不平等在全球加剧，美国金字塔尖的1%被大众认为从经济恢复中拿走最多好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在大规模刺激之后进入资产泡沫，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分配不平等的进一步上升。经济恢复缓慢，就业普遍萎靡，中产阶级荷包缩水，民粹主义重新抬头，而政府也更多转向保守，这使得极左和极右重新兴起。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日益纠结为一体，公共债务飙升、社会老龄化、观点极端化抬头……心存不满的人们逐渐汇聚成反自由主义思潮。

同时，我们都认为厌女症肯定是要被嘲笑的，但事实却是，妇女从未当选为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职位（州长或参议员），足以证实，至少对于那些地方足够多的选民来说，一个女人当总统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

金融时报在评论英国脱欧公投结论的文章中写了那么一段话：精英政治和有效市场所推崇的所谓理性，往往并不具有感染力和恫吓力，有知识的乌合之众越来越跟从复杂的本能……现有体制在乌合之众面前是脆弱的。“民族是受其性格左右的，内在于这种性格不协调的所有制度都只能是一件借来的衣服，是暂时的伪装”，“群体从来不渴望真理，谁能让他们产生幻想，谁就能轻易地主宰他们，谁试图破灭他们的幻想，谁就将永远成为他们的敌人”……

这并不是在贬低“乌合之众”，而是承认了媒体和精英的宣传失败，承认政治宣传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能力有所变化。网络媒体依旧保持着传统平煤的精英代言人形象，然而精英们并没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公众思维习惯——这一媒介的基础特征是反权威、无中心，英国公投结论与此前的媒体舆论截然相反，所谓理性劝导输的一塌糊涂。

而它也正是特朗普的宣传策略。特朗普有很敏感的直觉，同时很懂传播，他深会商业媒体的新闻价值标准，总是能在吸引选民关注和占据头条上一箭双雕。英国脱欧派领导人约翰逊和法拉奇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在公投前有相对较高的曝光度。选举日后，媒体纷纷解读特朗普为什么会当选，但大多没有给出对于传统宣传模式在社交网络时代被颠覆之事实当有的反思。

在中文舆论里经常能看到嘲笑美女卸妆后吓人一跳的段子，说明大多数人已熟知化妆的效果与真实性存在巨大落差，然而社交网络舆论的“妆容”却没能被认识和承认。现在有必要提醒重视了，建议把它的效应纳入预测的考虑。

人们会问，如果社交网络情绪都有可能被粉饰，那么观察者还能从什么渠道获得可靠的社会态度信息呢？我想推荐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因为人们在选择收看电视剧的时候处于私人场合，不必考虑自身行为被他人评价的后果，于是电视剧的收视率、以及弃剧比重数据很能说明问题。《Shameless》的热播和热追比民调更能体现反政治正确思想的社会体量，DC的众多孤胆大侠形象被崇拜的程度暗示了有庞大的人群在面对恐惧时对个人英雄的期待……

换句话说就是，建议在正面直接观测的同时纳入侧面观察。暂时没有公认的成功案例能说明这一建议的有效性，但相关研究应已开始，本届美国大选只是诸多分析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