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采访区"是保护记者还是蒙上记者监督之眼？

新年开始，台湾的新闻自由就面临到来自警察的严重干预。2014年的最后一天，台北市警局宣布，从隔年1月1日起，将在执行大型集会游行现场设置“媒体采访区”，在现场状况平和时，以不干涉采访自由及保护记者人身安全为原则；在执行淨空或劝离行动前，则由现场指挥官广播，并举牌请“媒体进采访区”。

台北市警局表示， 这项《台北市警察局执行集会游行与媒体协调之工作守则》是在去年3月24日凌晨，执行行政院淨空勤务后着手研拟，并在台北市议会的监督与指导下，与媒体团体举办多次座谈会，广纳建言后订定，设立“媒体采访区”，以保障合法、取缔非法、防制暴力及落实依法行政，并兼顾媒体採访自由与安全。

警方的作法不但荒谬，也十分可笑，竟然企图以保护记者安全之名，限制采访自由。集会游行现场当然有危险，但安全的风险是由记者及其所属媒体的评估与承担，若真遭遇紧急危难，人身安全威胁，也是由记者自行向警察求援，而非由警方“主动”保护。

再者，记者与警察在陈抗现场的角色本有不同，甚至冲突，警察工作是保障人民集会游行权利及维护现场秩序，而记者除了报导现场实况，同时也要监督代表公权力的警察之作为，划出特定的新闻采访区，难道是矇上记者监督之眼？是要掩盖上警方执行暴力驱离的遮羞布？

最近几年警方经常在大型抗争现场限制记者采访，迴避媒体监督，严重干预新闻自由。2012年士林王家拆除时，警方就不准独立/另类媒体记者进入采访；2013年，警方强行拆迁华光社区，也不准记者进入现场；更让人愤怒的是，2014年3月24日凌晨，警方在驱离占领行政院群众前，就先把记者“请”离现场，以致媒体无法拍下警方在行政院内的暴力驱散过程，逃避社会监督。同年10月，“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记者採访内湖慈济开发时，更被警方毫无理由，强行拘留警局三小时，限制行动与採访工作。在没有任何“媒体采访区”的设立守则下，警察已是胡作非为，一但实行这项守则，难保警察不会更加滥权。

这份守则表面上是为了维持某种“安全”、“秩序”，但实际却可能限制了新闻自由。就好比，陈抗现场某处发生严重冲突，警察却以安全为由要你待在“媒体采访区”里头“采访”，这难道不是干预新闻自由吗？当然，记者可以不必理会这个荒唐的“守则”，但如果不进入“采访区”的记者，难道不会因此遭到警察暴力驱离、遭控妨碍公务的风险吗？或者，难道警方就不会以此“正当理由”，正大光明的驱离记者吗？这份守则给与警方及“协调者”认定什么是新闻价值、什么地方可以采访、什么媒体有采访的权力，难道这不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吗？这种作法真的是要“顾媒体采访自由与安全”？还是在扩大警察权力，造成更大的寒蝉效应？

一旦战争，美国政府总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新闻自由，不但严加管制政府资讯的取得，还会设置特定的采访区限制媒体採访，就算是承平时期，各级政府也经常扩大解释政府机密的范畴。美国政府动辄限制采访自由的作法引发记者的强力不满，他们认为，就算是战争期间，政府也不该因为各种理由迴避记者的监督，相反的，越民主的政府就要越透明。于是，美国的媒体工作者于1940年代末，发起“知的权利”运动，要求政府公开机密档桉，争取新闻采访权，让人民接近政府资讯，并能监督政府。

一连串的行动逐渐打开美国政府限制资讯的枷锁，在包括“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协会”、“美国编辑人协会”、 “新闻专业人组织”等媒体团体的积极奔走下，许多资讯公开法桉陆续赢得胜利，扩展了媒体採访的范围，以及人民接近资讯的空间。

新年开始，台北市警局就开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荒谬剧码，台北市警局的宣告违反大法官释字689号原则与宪法精神，不但记者的采访自由面临严重威胁，公开透明的新闻现场也沦为黑箱，警察在抗争现场的各样作为将无法受到纪录与监督，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台北市将成为警察暴力滥权的城市。讽刺的是，这项守则也明显与柯文哲的“开放政府”竞选口号相互抵触。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