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采访区"是保护记者还是蒙上记者监督之眼?

新年开始,台湾的新闻自由就面临到来自警察的严重干预。2014年的最后一天,台北市警局宣布,从隔年1月1日起,将在执行大型集会游行现场设置“媒体采访区”,在现场状况平和时,以不干涉采访自由及保护记者人身安全为原则;在执行淨空或劝离行动前,则由现场指挥官广播,并举牌请“媒体进采访区”。

台北市警局表示, 这项《台北市警察局执行集会游行与媒体协调之工作守则》是在去年3月24日凌晨,执行行政院淨空勤务后着手研拟,并在台北市议会的监督与指导下,与媒体团体举办多次座谈会,广纳建言后订定,设立“媒体采访区”,以保障合法、取缔非法、防制暴力及落实依法行政,并兼顾媒体採访自由与安全。

警方的作法不但荒谬,也十分可笑,竟然企图以保护记者安全之名,限制采访自由。集会游行现场当然有危险,但安全的风险是由记者及其所属媒体的评估与承担,若真遭遇紧急危难,人身安全威胁,也是由记者自行向警察求援,而非由警方“主动”保护。

再者,记者与警察在陈抗现场的角色本有不同,甚至冲突,警察工作是保障人民集会游行权利及维护现场秩序,而记者除了报导现场实况,同时也要监督代表公权力的警察之作为,划出特定的新闻采访区,难道是矇上记者监督之眼?是要掩盖上警方执行暴力驱离的遮羞布?

最近几年警方经常在大型抗争现场限制记者采访,迴避媒体监督,严重干预新闻自由。2012年士林王家拆除时,警方就不准独立/另类媒体记者进入采访;2013年,警方强行拆迁华光社区,也不准记者进入现场;更让人愤怒的是,2014年3月24日凌晨,警方在驱离占领行政院群众前,就先把记者“请”离现场,以致媒体无法拍下警方在行政院内的暴力驱散过程,逃避社会监督。同年10月,“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记者採访内湖慈济开发时,更被警方毫无理由,强行拘留警局三小时,限制行动与採访工作。在没有任何“媒体采访区”的设立守则下,警察已是胡作非为,一但实行这项守则,难保警察不会更加滥权。

这份守则表面上是为了维持某种“安全”、“秩序”,但实际却可能限制了新闻自由。就好比,陈抗现场某处发生严重冲突,警察却以安全为由要你待在“媒体采访区”里头“采访”,这难道不是干预新闻自由吗?当然,记者可以不必理会这个荒唐的“守则”,但如果不进入“采访区”的记者,难道不会因此遭到警察暴力驱离、遭控妨碍公务的风险吗?或者,难道警方就不会以此“正当理由”,正大光明的驱离记者吗?这份守则给与警方及“协调者”认定什么是新闻价值、什么地方可以采访、什么媒体有采访的权力,难道这不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吗?这种作法真的是要“顾媒体采访自由与安全”?还是在扩大警察权力,造成更大的寒蝉效应?

一旦战争,美国政府总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新闻自由,不但严加管制政府资讯的取得,还会设置特定的采访区限制媒体採访,就算是承平时期,各级政府也经常扩大解释政府机密的范畴。美国政府动辄限制采访自由的作法引发记者的强力不满,他们认为,就算是战争期间,政府也不该因为各种理由迴避记者的监督,相反的,越民主的政府就要越透明。于是,美国的媒体工作者于1940年代末,发起“知的权利”运动,要求政府公开机密档桉,争取新闻采访权,让人民接近政府资讯,并能监督政府。

一连串的行动逐渐打开美国政府限制资讯的枷锁,在包括“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协会”、“美国编辑人协会”、 “新闻专业人组织”等媒体团体的积极奔走下,许多资讯公开法桉陆续赢得胜利,扩展了媒体採访的范围,以及人民接近资讯的空间。

新年开始,台北市警局就开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荒谬剧码,台北市警局的宣告违反大法官释字689号原则与宪法精神,不但记者的采访自由面临严重威胁,公开透明的新闻现场也沦为黑箱,警察在抗争现场的各样作为将无法受到纪录与监督,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台北市将成为警察暴力滥权的城市。讽刺的是,这项守则也明显与柯文哲的“开放政府”竞选口号相互抵触。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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