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为什么经历文革十年的那代人至今“执迷不悟”?

(泡泡特约)网上经常会流传出一些关于当下中国中老年群体怪异文化现象的视频,它们所透露的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中部分人士对灾难十年的迷恋。观察者对此感觉诧异,众所周知,文革运动令所有人都成为了受害者,施虐和受虐角色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轮换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然而很多文革幸存者显然至今都没能摆脱受创惯性,大跳忠字舞、延续旧有的权威崇拜,这些仿佛与世隔绝的现象在信息高度流动的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

多年来人们给出了不少解释,从洗脑的威力到人格问题,从“坏人变老了”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一个明显的主要原因一直被忽视 —— 经历者在文革结束后无一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康复辅导,并继续沉浸在党文化一家独大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潜意识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并未结束,而高调崇毛等一系列行为则是受创者对“心理情境”之延续的一种表现。

人类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这是一种应激反应,会让深陷其中的人获得一些心理安慰,也是某些违常经历恐怖到让人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痛苦被偷换了,被大脑的逃避性制造出来的幸福感所遮蔽,不少人至今都在怀念毛时代,他们有可能是真的在怀念。

这是所有创伤经历者的共性。无论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个人和社群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受虐妇女和政治犯之间,独裁政府建立的大型集中营和家庭暴力建立的隐蔽的小型集中营之间,在此都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

协助的难度和基本思路

暴行拒绝被掩藏湮没。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然强烈,但自身认为否认于事无补的心态同样强烈。想要重建社会秩序,让受害者得到应得的抚慰,首要任务就是要揭露暴行,揭露真相。

受害人最具标志性的矛盾心理就是:既希望抹去受害记忆“翻过这一页重新生活”,同时又很希望将其公布于世,这是心理创伤协助中面对的主要冲突幸存者通常会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诉说惨痛遭遇,而正是这种方式损伤了他们的可信度,他们自己也被迫进入了究竟是不是要说出来的两难困境。

文革运动中这种状况尤其突出,由于很难找到从始至终绝对正义的人,如同很难找到纯粹的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人类具有不擅长正视自己的通病,于是经历者所描述的记忆、甚至忏悔的片段,都很容易脱离事实,这便愈发加重了康复的难度。

只有彻底认清真相,幸存者才有可能迈向康复之路可惜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心态赢了,创伤经历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精神状态的方式行诸于外。

那些经历过迫害而被周边人认为“变了”的人们,其心灵受创程度已足够深刻,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的症状,这种对立冲突点引起时有时无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改变,就是精神病学家称之为“解离 dissociation”的症状。

甚至目击者也和受害者一样,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目击者很难保持头脑清晰并冷静以对,很难对即时事件以整体性的观照,很难记住所有细节,也难以将细节串联起来,更难的是要找到适当的并有说服力的言辞将事件真相传达给他人。因此,这些目睹暴行的人也要承受被质疑的风险。当有人公开说出暴行见闻时,他也可能要承受类似受害者所蒙受的污名。

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共议题,但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否认、压抑和解离反应并不会只发生在个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次上。

临床医生都知道,当被压抑的想法、感觉和记忆浮上意识层面时,通常会是一个洞察心理创伤的良机,这样的时机会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历史里,也会发生在个人生活中

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其所蒙受的心理创伤是可预期的。创伤造成的异常范围有一个光谱,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到长期不断受虐的复杂影响。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通常难以识别受创对个体的冲击。由于创伤性症候群有很多相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复原过程也存在大致相同的途径——主要阶段为:建立安全感、还原创伤事件真相、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

“战争和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和不快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能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掉,却忘不了;另一边是那些极力想要遗忘也成功办到了的第三者……其实对两边而言都是非常痛苦的,而弱势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创伤问题研究专家 Leo Eitinger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 PTSD 问题难以解决

前段时间,一则旧消息被中文网络翻了出来,并当作笑话在传播:《柳叶刀》月刊通过中国4省超过6万人的调查数据得出中国17%的人存在精神障碍,并推算中国存在1.73亿精神疾病患者(见下图)。其实17%的比例并不奇怪,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当属 ptsd,文革、八九屠城、维稳时代长期的政治骚扰和政治迫害、父权主义家暴、性侵、家长制的童年压迫、参加过各种战争的退伍兵…… 这还没算上各种大型的致命的自然灾害,如汶川、唐山。不过调侃17%的段子中,说者很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没这个概念,甚或并不认为幸存者的表现属于精神疾病。为什么会这样?先讲两个故事。

法国神经病学家 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创者,他曾经工作在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一间古老的医院,这里一直是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收容所,接纳的都是乞丐、妓女、贫困潦倒的精神病患。很多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科医生都是沙可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几位就是:皮埃尔让内、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

在那个年代,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就像如今的人们嘲笑文革经历者、遭受监禁和酷刑出狱后精神错乱的政治迫害幸存者,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歇斯底里症患者有着同样的态度也因此,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项研究事业来做。弗洛伊德曾因此盛赞沙可的工作,称他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正是沙可的工作让很多人改变了对歇斯底里症的嘲弄态度。

沙可是幸运的,因为他恰逢一个得意的社会背景。

19世纪的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的人,与拥护政教分离、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冲突造成了七次政府垮台。随着1870年第三共和的建立,崭新但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发动了一场富有攻击性的运动,以巩固自身权力基础,并打击和削弱他们的对手——天主教会。

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都是些白手起家的男人,属于新兴中产阶级,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他们的对手是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主要政治斗争是争夺教育的主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则是男人的忠诚和对女人的所有权。而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商人,他自己则是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精英,他家的客厅就是第三共和政府一些达官显贵的聚会场所。

沙可和官场上的同僚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正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观念体系比宗教体系正确有用的。因此,19世纪末法国社会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有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了对歇斯底里症的热切兴趣。

然而,时间进入20世纪后,这种政治推动力渐渐消散了,不再有任何充分理由让男性科学家继续维持研究的初衷。沙可从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出来,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合作者 约瑟夫布洛伊尔也从对女性的情感依附研究中退出了。

随后,弗洛伊德也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出了。由此成为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他的改变论调被对手攻击为个人怯懦的表现。其实不无道理,怯懦是有时代背景的,在当时,任何知识的跃进都会被视为孤独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叛逆行为,不论他的论点多么的强有力、观察多么的有效,在一个缺乏对研究课题支持的社会氛围中,他的个人努力一文不值。

唯一有可能对此予以支持的就是当时正在萌芽状态的女性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恰恰严重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让弗洛伊德的政治信仰和女权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他选择了心理创伤研究与女性划清界线。

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就是学术进入PTSD研究的门槛。然而在当年就这样被荒废了。在美国,退伍军人中高达1/3的士兵患有不同程度的PTSD,社会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8.9人,而退伍军人则达到每10万人中至少18.7人,是普通平民的两倍多。为治疗PTSD政府花费了大笔金钱,然而依旧有大半患者没能接受正规协助。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也非常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军方和社会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些PTSD患者属于诈病—— 是个人懦弱和对敌人的胆怯的表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治疗策略依旧是,追求最快速的将军人重新送回战斗岗位。只因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被以战胜为荣的爱国主义情感驱动着,没人在乎“逃兵式的”的心理疾患。

直到越战之后,对战争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才有了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研究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军方或医学界,而是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

这个组织名叫“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组成了所谓的“交谈团体”,在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重述和再现创伤过程。他们不愿向政府机构寻求救援,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

“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1、给予受到心理创伤的退伍军人以精神上的抚慰;2、唤起社会对战争效应的关注。正是他们的证词,激发了社会对战争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这是个非常出色的社会运动。

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使得社会承认战争造成长期心理创伤后遗症这一突破变得可能。1980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心理创伤独特症候群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诊断项目。

我想说的是,要让创伤的事实达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和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群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社会运动的支持,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公开讨论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这是个双向作用力,研究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对“送年轻人上战场”的质疑、认清女性和儿童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通过理解政治犯的精神疾患来认清独裁政府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灾难,从而联合起来对抗社会上的否认和当权者的噤声要求。

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社会运动,没有积极的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这类研究将无可避免的被压制和遗忘所取代。PTSD患者最典型的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止存在于社会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意识里。

在中国,如果没有抵制暴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就不会有对遭受政治骚扰和迫害的PTSD患者的有效协助,如果没有对文革运动的深刻反省,文革经历者就很难接受到合理的协助,如果没有冲击父权制家长制传统的社会运动,对家暴和童年迫害受创者的抚慰不过是隔靴搔痒。

评论

罪惡未曾被審判,罪惡仍在延續,民眾不能分辨是非,在信息流通不自由下,導致民眾延續無知狀態,不能反思,只能進一步強化個人情感經歷,從而更加自以為是,如此就是無恥。既,普通民眾是由無知而後無恥,“領袖”“優秀的共產黨‘人’”自欺欺人,由無恥而無知,但無論何種過程,但凡無知無恥已然喪失人類靈魂,只是徒具人形的畜生。
補充:不要什麽都用“科學”解釋,因為“科學”本身就是個很含混的概念,精神病醫學更是可以推導論證爲偽科學。大腦怎麽處理信息?神經元如何運作,產生思維,乃至靈感?靈魂究竟是什麽?自我意識如何產生?自我意識与生命是什麽關係?……涉及早已超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思考,宗教範疇,只能以人類文明考量。(據不才所知,沒有定論,只有假說。)
不要迷信“科學”。原子科技出現時,致癌的放射水都被用以藥用;羅馬時期,鉛製的酒盃比黃金酒盃更珍貴;道家修仙,鉛与汞一直都是煉丹的神奇物品;……分辨一下,民眾追捧的是物以稀為貴,還是“科學”?那麽“科學”到底是什麽?可以準確測量,嚴格推導,準確證實,掌握運用的假說。但是人類真能掌握“科學”嗎?宇宙究竟有沒有邊界,夸克真就是最小粒子嗎?人類曾經以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曾經以為原子就是最小單位。“科學”是什麽,人類真能掌握“科學”嗎?不知道。在浩瀚宇宙面前,保持謙卑;在讚歎生命之時,保持崇敬;時時刻刻對自己保持懷疑,如此所能確定的只是——不知道。
補充:不能準確理解,卻又必須說明以自我安慰,所以盤古開天,天狗吞月……如此就是神話的作用,近代被稱為迷信,用侯寶林大師的言語就是“迷迷糊糊就相信了”,精神病醫學,馬列主義……所有不經推敲,並非自由平等狀態下而展開,並非民主法治下而推進,所能產生的必然只是罪惡。

科学不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相反,科学是一种清晰明了的方法。你提的问题目前的确没有科学理论能够解释,不过无论是在一百年前,罗马时期,还是古典中国,对于那时的人来说放射性,重金属都如同你提出的问题一样是没有科学理论能解释的。正是现代科学让你明白古人科学发展的局限,而你却用它来嘲笑科学,不要本末倒置。不过说到底,你跟你例子里的古人一样,也不太明白什么是科学罢了,人们所说的神棍应该也就如此。

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下,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潮非但不能爲禍,反而對社會有益,英法社會保障體系最為全面,美國為了保持效率,差了一些,但美國社會,整體偏左,以至於共和黨勢力長久處於劣勢。沒有自由平等,喪失民主法治,馬克思共產思潮,在德國就是納粹主義,在蘇俄,中國大陸就是馬列主義,罪惡徧佈。
“科學”已然不知道了,那麽“民主”真就知道了嗎?重返与主貼有關思考,“法不責眾”在民主法治下,能成例嗎?法律是由證據支撐的嚴密邏輯論證。司法審判下所能區別的只是有罪与無罪,不存在精神有病与心理健康,特定條件下,只有定罪減低刑期,乃至於政治特赦。所謂精神病爲理由,都是現代的民主政治寬容產生。与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潮一樣,在民主法治社會非但不能爲惡,反而推進社會寬容。身為富家小姐,被綁架,遭受虐待,就可以斯特哥爾摩精神病爲原因,拿了衝鋒槍搶銀行,不予司法製裁嗎?法官:你為什麼殺鹿?罪犯:我需要肉充飢。法官:你為什麼殺熊?罪犯:我需要熊皮保暖。法官:那你為什麼殺地質學家?罪犯:我需要鹽和火柴。這是個笑話,但被迫條件下,就可以放棄主觀意識,侵害他人的自由与權利,成為一名罪犯嗎?這在邏輯上講不通。同樣,柏林牆倒塌之後,東德軍警因開槍射殺翻越柏林墻的東德青年被審判,法官駁回無罪辯護,說——你接受的命令是開槍,打得準,打不凖卻是你決定,你能掌握槍口太高一厘米的權利。東德軍警被判有罪,接受司法懲處。因為歐美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社會,所以弗洛伊德精神病“學說”不能為患。如果不才對原文作者表示,自己就是共匪不民主,無法治下“被精神病”的受害者,失去社會性,喪失了一半兒的人生,不知原文作者是否會相信,一個所謂“重症精神病人”能夠以如此宏觀視野,平靜論證,否定精神病“醫學”;是否會相信一個如此具有辨析能力的人居然也會“被精神病”。倘若不能相信,那麽聯想一下,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教授,律師,音樂家,聯想一下,夾邊溝的右派,學者,知識分子;聯想一下,古拉格的平民百姓,聯想一下S21戴眼鏡的城市居民;……所有反人類的罪犯都是野蠻愚昧,無知反人類文明,進而無恥反人類罪行。
無論對於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在學習思考過程中,總是感覺很困惑,而且越來越困惑。但正因為自知困惑,認定自己不知道,与常人比較,反而理解更有心得。很奇怪,是嗎?看看老子《道德經》——“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補充一個相關結論吧,現代文明是文明,古代文明也是文明;西方民眾是人類,東方民眾也是人類。地域有區別,人類沒有不同,東西方文明沒有不同,當文明到達一定高度是同一的,一體的,彼此毫無區別。

不才曾經養貓,人類“換衣服”生活日常行為,已然超出貓的理解能力,貓不能想象一天“換毛”好幾次,所以每次不才脫去睡袍,換上衣服出門,都會被貓視為陌生人。不能理解“玄而又玄”,“大笑之”也就是了,倘若連自由平等現代生活,民主法治司法框架也不存在,簡單粗暴以弗洛伊德精神病“理論”將“玄而又玄”認定爲精神分裂,繩捆索綁,針筒藥劑,罪惡迫害以獲取經濟利益,甚至執著於罪惡而不覺,從未理解所謂精神病“醫學”只是民主司法寬容地開了後門,法外施恩,那麽很遺憾,奧斯維辛集中營著名死亡天使也是套了白大褂醫生。刀只是工具,槍只是工具,用以殺人就是兇器。童稚持利刃,不是傷人就是傷己。無恥爲惡是有罪,無知行惡就不是罪了嗎?但凡行惡,傷害他人就是犯罪,無論罪犯是否理解,是否認罪。
很遺憾,主貼文字好幾篇,不才僅僅瞥了一眼,都懶得知道在講什麽。基礎錯了,再怎麽堆砌也是錯的。

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才一襲病號服,原文作者一襲白大褂,在淪陷區的獸群遭遇,与任何民主法治國家的經歷都不會相同。在淪陷區獸群任是《高山流水》也是對牛彈琴,門吏小肖伸手要錢,不是討教“白馬非馬”。在人類社會對於一流的人物只是可有可無的過場,精英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原本就屬於超常,屬於不正常。只要不才並非觸犯刑事,原文作者坐在面前聽完之後只能表示知識儲備不足,無從理解,決不敢以代數式規則判定微積分題目,看到根號下出現負數就打叉,否則職業生涯到頭了。

上網就是打仗,出門就是戰場。明知共匪特務監視,挑釁,騷擾,恐嚇……卻無視共匪犯罪團伙一系列有組織犯罪行為,蔑視黃俄二鬼子屠刀,將唾棄黃俄二鬼子偽政權,抵制共匪偽政府各式方式方法融入生活,該如何表達還如何表達,該怎麽生活還怎麽生活,一般正常民眾早就精神崩潰,退縮屈服了。
不才當年也是一樣,連一部民眾授權的《精神衛生法》都沒有,連一部共匪用以欺騙的偽《精神衛生法》都沒有,一群白大褂,一群穿了制服,頂著偽國徽的白大褂,各個都在放屁,予以忽略,輕蔑而視。一個人頂起一個世界,從未屈服認可,承認自己是所謂的精神病患者,一般正常民眾做得到嗎?一個人說,不在意;兩個人講,有動搖;第三個人又說,改變立場。要是第三個人頂著“教授”“專家”“‘國家’級頂級專家教授”,普通正常民眾早就唯唯諾諾,連懷疑的勇氣都沒有了。在不才眼裡,什麽權威,名頭?都是屁,當眾把教授專家斥責得滿臉通紅,無地自容。
迴歸主題,用克爲單位的秤,不能稱量以頓級物品,那麽用弗洛伊德偽科學能衡量科學,宗教,文化,文明嗎?“砰”,小天平立刻散架,彈簧,托盤,指針,零件亂飛。

其實不才非但沒有憎恨,相反,偶爾會對加害不才精神病“醫生”“專家”“教授”們,乃至對毀掉不才人生的每一個盡力的“人”,心存感激,沒有它們的無知無恥,不才不可能學習思考這麼多,而且越戰越強,直至敢於挑戰共匪偽政權。只是留下一份遺憾,生養不才的老先生直到過世離去,都未曾確信不才是被冤枉的。當然,如此感謝加害者的心理狀態,以弗洛伊德狗屎“理論”都屬不正常。
迴歸正題。假定不討論弗洛伊德是不是精神病,就算它是正常人,但所謂正常与不正常如何界定呢?標凖是什麽呢?如此“標凖”是固定不變的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是現代物理學基石,但用在此處,划定參考系也能成例。恆河上游水葬,恆河水里飄著浮屍,恆河下游民眾卻能捧起河水直接飲用,不會感覺有什麼不正常,西方遊客也能認為很正常嗎?南方居民門口溪水里可以上游洗墩布,下游淘米洗菜很正常,北方民眾也能認為很正常嗎?中東戰火下,轟炸剛過,小朋友鑽出掩體,在廢墟旁踢足球,繼續正常生活,和平生活下的民眾也能認為這是正常生活嗎?看過《兄弟連》,有一集的主人公好像也叫弗洛伊德,懼怕戰爭,真的是眼睛視力暫時喪失,看不見了嗎?躲在散兵坑里,聽著子彈呼嘯而過,抱著腦袋,恐懼大叫,縮成一團,這才是普通民眾的正常反應。哪些任由子彈打在身旁,打在身上,依舊瘋狂扣動扳機,向納粹鬼子開槍射擊的勇士,以正常民眾眼光早已屬於不正常。這名叫做弗洛伊德的空降兵終於在鼓勵下,開始吼叫着射擊,打光子彈,再次填入子彈發射,直至瞄準納粹鬼子開槍,消滅一個法西斯爪牙,摘下那朵雪蓮花,才從一個正常的男孩,成長爲一名正常的士兵。……
什麽是正常?心理“醫生”沒蹲過散兵坑,沒在戰區住過,不在南方生活,不知道恆河是在哪兒,無從理解被裹挾在一群舉著手臂的暴徒中,不敢思考,不敢言語,那種內心的恐懼,為虎作倀的糾結,自欺欺人的可憐……憑什麼定義呢?如果主貼原文作者坐在不才面前,那麽不才也是以如此認定,看待原文作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清楚自己該做什麼,您真可憐,你們真可憐。

怎麽理解“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君子喜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不學無術的精神病“醫生”,以“科學”選擇試卷機讀判定,這是男性女性化。很遺憾,不才只對女性感興趣,對於競爭對手沒興趣。
說明什麽呢?君子視世人唯君子,小人視世人若小人。在自信的人面前,不過是一群生理殘缺,精神扭曲的變態,即使套上白大褂,依舊只是無知無恥,不學無術精神病患者。任何反人類犯罪團伙,離開暴力,沒有組織,自由平等狀態下,脆弱得不堪一擊。不才當年僅僅冰冷眼神,攥緊拳頭,隔著桌子就能讓所謂“教授級專家”心驚肉跳,女性化的男人做得到嗎?如果原文作者具備閱讀能力,以不才文辭表達,應該能夠感受到近十年与共匪特務,偽警察對抗下,日益冷酷的殺戮氣息,即便不是有意而為。不才很多很多年就清楚,不在意敵人狡詐,只怕敵人太蠢,都不清楚是在与什麽樣的人做對手,以對待普通民眾常態手段,依舊實施恐嚇,騷擾,挑釁……?作死。不才已經放過好幾條走狗了。心態很重要,當明確自己必須成為斬妖除魔的凶神惡煞,陰冷得如同毒蛇,歹毒得如同蠍子,沒有同情,沒有慈悲,沒有仁愛之心,即使未曾獅子老虎一樣咆哮,捕食,殺戮,嗜血,但是致命殺戮寒意依舊絲絲縷縷透出。

沒有仇恨,卻有殺機,以弗洛伊德“理論”武裝起來的白癡們又不能理解了。不學習,不思考,怎麽可能懂呢?“兩軍相遇勇者勝”,勇氣並非來自仇恨,而是憤怒。還是《兄弟連》的士兵弗洛伊德,從散兵坑站起,恢復訓練射擊狀態,吼叫着開槍,是恨納粹黨衛軍嗎?被黨衛“軍”打得抬不起頭,蜷縮恐懼,開始扣動扳機反擊的瞬間,就是恐懼褪去,怒氣爆發的時候。同理,怒氣下,毫無懼意,只是迫於敵強我弱態勢,自我強制下壓怒意,猶如蛇蠍蓄勢待發,一旦進擊爆發,怒氣好似高山洩洪。讓共匪特務繼續監視,騷擾,恐嚇吧。作死。不才如此,淪陷區民眾也是如此,暴力維穩去吧。你們有槍,民眾怕你們?等吧。不把你們剁成渣滓,僅僅因為民眾還有生機活路。

那個与文昭先生視頻抗衡的共匪畜生,無知無恥——法律不外人情……你個無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無法治,共匪偽政權,共匪偽政府,共匪犯罪團伙繁育的畜生,連人類都不是,懂得什麽是人情嗎?你個錢串子腦袋的唯物論者,拜金論者,插上條尾巴就是猴子,能看得懂人類仁慈智慧如何引導社會趨嚮寬容和解,如何保全罪犯生命嗎?
弗洛伊德精神病“學”,在歐美民主法治國家,只是不能說破的人類社會的平復藥劑,放在不民主,無法治的獸群,就是父子相殘,兄弟成仇,壞人親情,散人家庭,殺人於無形的毒藥。
孩子是鸛鶴叼來的,聖誕老人夜裡爬進煙囪送禮物……說個神話就相信,全無思考能力,只能沒有完整性能力的未成年人。一輩子時間精力都用來完善近現代“神話”,倒賣毒藥,綁票賺錢,為了獲取利益,自欺欺人,毀掉他人的人生,從不自省,為惡而不自知,所謂的精神病“醫生”,“專家”,“教授”,“知名專家教授”,与哪些所謂斯特哥爾摩症候群的精神病有區別嗎?到底誰是精神病,誰不正常呢?
不才說破了,無知無恥的共匪豬狗畜生們偷偷拿去寫學術論文,獲獎去吧。但想過不才為何說破,而不署名嗎?甚至不才即使深受其害,都有心就此刪除,拒絕做捅破窗戶紙蠢事嗎?那個原文作者看懂了嗎?以你們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根本無從理解,層次太低——不才曾經養貓,人類“換衣服”生活日常行為,已然超出貓的理解能力,貓不能想象一天“換毛”好幾次,所以每次不才脫去睡袍,換上衣服出門,都會被貓視為陌生人。
提高了,理解了,不要說從不才跟帖得來,不才什麽都沒有說過,与不才無關。

筆誤:完整行為能力

告知原文作者,不才前後三次,總共長達七個月被綁票,与包括殺人犯在內“精神病患者”同吃同住,如此不用說獸群的所謂精神病“醫生”,即便全世界精神病“醫學”工作者都屬少有,幾乎沒有。這是經理。
思考深度,涉獵廣度,遠超獸群里任何一個所謂“知名專家教授”。更重要的是只為求真,以如此高度,獸群的所謂“知名專家教授”跟在後面提鞋都不配。
希望原文作者以後不要在寫如此自欺欺人,無知的東西,您的工作只是爲哪些沒有自信的人講故事,唱催眠曲。但要注意,催眠曲唱多了,自己也會昏睡,比如你們都覺得自己是學醫的,是醫生,是吧?《論語》: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在傳統中,巫和醫是兩個不同職業,你們的工作不是醫生,而是巫師。當然,如此並非僅僅原文作者糊塗,這個行當裡面就沒有幾個明白人,至少不才從未遇見過。明白了,不再無知了,在獸群里,尚存人類靈魂,也就恥於為惡;在民主法治的人類社會,也就不會浪費生命,拒絕上進。

哦,理性思考,不為外界所動,即便獨自一人,依舊能夠抗住壓力,一個人頂起一個世界,絕不退縮半步。愛因斯坦是多數人嗎?哥白尼是多少人嗎?布魯諾是多數嗎?……即使用黃俄二鬼子們的祖宗列寧的言語——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候只是所有的傻瓜站在了一起。但如此堅定意志力,獨立思考,理智選擇,在弗洛伊德精神病“理論”的專屬名詞就是民眾耳熟能詳的偏執,偏執狀態,偏執狂,屬於躁狂一類,需要“治療”的精神病表現。而且越是無知野蠻的時代与地區,“治療”的手段越是徹底,槍殺,絞死,火焚,沒有反智慧,反人類文明伴隨期間,還怎麽稱之為反人類罪惡呢?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黃俄二鬼子土鱉沒有人類靈魂,沒有人類智慧,不學習,不讀書,聽都沒有聽過,獸群里滿眼見到的從來只有禽獸妖孽,突然見到一個人,嚇壞了……怪物呀。別說亞聖孟子,就是聖人孔子,也被這群無知無恥的妖孽禽獸燒了孔廟,掘了孔陵。
不能理解就算了,彼此相安無事,也能接受,但是小女孩看到蟑螂,蜘蛛可不是壯起膽子,拿了一張紙,托起蜘蛛蟑螂,送到窗外,而是尖聲叫嚷,將令其恐懼的動物打死。要是反人類罪惡組織真的有自信,還需要所謂長城防火墻屏蔽信息嗎?還需要“敏感詞”,“五毛”,“水軍”,“大褲衩”,“腥滑澀”,“宣傳布”,每天定時半個小時所有電視臺同時《新聞聯播》給淪陷區民眾洗腦嗎?

是的,從毛賊澤東到習賊近平,黃俄二鬼子們自己都清楚自己是些該死玩意兒,離開謊言欺騙,不再殺戮恐嚇,偽政權立刻樹倒猢猻散。唯有宣傳欺騙,洗腦愚弄,暴力維穩,奴役壓迫淪陷區民眾才能使得偽政權,偽政府延續存在。

既然原文畫了重點黑體字,不才隨手打出,零散一堆,換一種与原文作者緊密相關的說辭:
將十年“文革”人類文明災難等同於獸群中弗洛伊德精神病“學說”苦難,將“文革”中的“革命小將”對比於原文作者……“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錯誤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從未思考這個問題,不能反思,進而沒有思考能力,不僅是精神病案例中的斯特哥爾摩精神病患者表現,更是所有精神病患者共通狀態。
如果這樣表達,原文作者依舊不能理解,那麽更直接些,即使傷到原文作者脆弱心理,也在所不惜——所有弗洛伊德精神病“理論”的學習者,首先都是放棄思考能力,進而無知沉淪,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精神病患者。
這樣直白作結,思考能力欠缺者也許就憤怒了,那麽舉例一下:不用說大學,即便高中語文課能讀童話嗎?不用說初中,即便小學高年級能擺著蘋果鴨梨講加減法嗎?……一旦出現一群人聚在這樣的課堂里,只能說明這是特殊學校,每一個學生一定都屬不正常。

把課本換成《毛主席語錄》《紀念白求恩》,把課後習題換成“要文鬥,不要武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彬彬有禮,要武嘛”……有區別嗎?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為虎作倀,而不自覺。用原文作者弗洛伊德精神病“理論”,能否定義爲斯特哥爾摩精神病症候群,是否需要藥物“治療”,原文作者自己定吧。

“正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不久前看過一個視頻,幾個蠢貨拍出視頻,扮演“行俠仗義”,對冒充“驢友”流落他鄉騙錢,小額詐騙連立案都夠不上,實質不過只是乞討的乞丐,設套,矇騙,毆打,逼迫其吃饅頭,將乞討者手機賬戶金額捐給慈善……(再往后不才沒有看)如此已然觸犯刑責,屬於犯罪行為。司法裁決權每個人都有,但誰給他們授權了呢?憑什麼確定手機金額都是詐騙所得呢?又是憑什麼決定懲處呢?……涉及一系列的司法問題,卻能堂而皇之流布網絡,沒人管,沒有異議。如此与扣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就該被批鬥,就該被虐待,又有什麽不同?如此与扣上精神病帽子就該被綁票,就該被迫害,又有什麽不同?
原文作者講述一堆堆的弗洛伊德“專業知識”,但在民主法治社會中,被確定爲精神病,宣佈爲無行為能力人,部分行為能力人,直至強行治療,從立案,審理,判決,到執行,都是漫長並且專業的司法過程,絕不是套上白大褂就能說了算的簡單事情。自由是民主的基礎,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不民主,無法治。對於獸群中的普通民眾而言,尚且以“吃了嗎?”“賣菜去呀”……爲問候語,不懂自由生活爲何物,隨意探入他人生活而不自知,獲得弗洛伊德精神病“學”“專業知識”,無異於“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共產主義”……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嗎?清楚自己該做什麼嗎?不要給惡魔磨刀,否則就是為虎作倀,反人類罪惡的共犯。

主權在民,以現代國際政治而言,沒有民眾授權的非法偽政權,不是合法主權國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應該被顛覆的非法偽政權,當然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稱之爲“流氓‘國家’”也可以,只是“國家”用得很牽強,劃分不精确,容易混淆。公權力分置,民眾選擇的執法機構才是政府,才有資格要求民眾納稅,以運行公權力機構,“‘公’‘檢’‘法’一家‘人’”,“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執法機構,只是就應該被推翻的非法偽政府,準確地說應該是犯罪團伙,艾因•兰德稱之爲“流氓‘政府’”,同樣“政府”用得很牽強,不精确。為了豬食犬糧混跡与偽政權,偽政府,當然也就不是國家公務員,而是穿了制服,領薪水的黑社會小流氓,小流氓化妝成“法官”“檢察官”“警察”“省長”“國家元首”……
又扮演警察執法,又扮演法官審判,把共匪政法委希姆萊書記架空了,再往前一步就是另立中央,成例蘇維埃政府了。如此一丘之貉,毫無意識認知提高,當然只是恃強淩弱的鬧劇。

有趣的事情。
能問我是不是去買菜,聽到肯定回答,立刻要求順便帶瓶醬油回來,那是我老婆。你不是我老婆,我和你不是同一種生活,所以不要把你的手插進我的口袋……每每被鄰居以“吃了嗎?”“賣菜去呀?”“出去呀?”作為問候語,解釋一次,兩次,三次還解釋嗎?遇到每一個沒有戴上造反派袖章的老紅衛兵,還解釋嗎?苟存在一群人形直立行走的豬狗牛馬之中,還解釋嗎?“一人湯,百人揚”尚且沒有意義,“百人湯,一人揚”更是毫無作用。
如同不才打了一堆,有作用嗎?不知道。但是要不要表達呢?“盡人事,安天命”,所能做到,並且無需證明的只是不才自己未曾跪下,如此而已。當然,不才更希望有朋友能半師半友,提攜不才,即使言辭尖刻也是幫助……但是很遺憾,太少了,沒有遇到幾個,但不才即便不知道幫助提高朋友是誰,對遇到有助益的朋友都非常感謝。

冒个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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