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沉默的螺旋”在中国转得更快

对于没有机会上街表达不同意见，甚至连在餐馆或者家里聚会聊天都会被控罪的中国人来说，互联网让人们更加沉默的结论显得有些残酷。也正因为如此，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日前发表报告称，社交媒体降低了人们表达意见的可能性，压制了观点的多样性，削弱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

研究人员调查了1801个成年人对于爱德华·斯诺登揭露政府监控项目一事的看法。选择这个题目，不仅因为其事关重大，而且因为在美国对其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人数大体相当。

社交媒体的沉默

调查发现，86%的受访者愿意和人当面谈论斯诺登事件，但是只有42%的人愿意在 Facebook 或Twitter 上发帖讨论。社交媒体并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为沉默者提供另选平台：在剩下的14% 不愿讨论和人当面讨论此一事件的人中，只有 0.3% 的人愿意去社交媒体发言。

无论线下还是线上，在这方面的倾向是一致的：当人们感觉到周围的人或者朋友圈、听众会赞同自己的意见时，他们更愿意表达出来；相反，当人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派，他们就不大愿意分享。当然，这也取决于他们对事情知之几何，以及他们想要表达意愿的强烈程度。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其他人相比，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在线下更加不愿意表达不同观点。

精英媒体的操纵

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并没有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要的信息源。有关斯诺登的新闻，58% 的受访者从电视和收音机得知，34%的人从网络但并非社交媒体获悉，31%的人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听来，19% 的人从报纸上读到，只有15% 和3%的人分别从Facebook 和twitter上看来。

因此，知识精英操纵的传统媒体，依然很容易影响人们的观点，塑造“大众意见”。

这个调查实际上是用互联网的例子印证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在互联网时代仍然成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沉默的螺旋”是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大众传播理论，它认为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派时，他们就倾向于沉默；相反，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赞成者众，他们就愿意高声说出来。

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人们随时都在感知社会的舆论氛围，并对此作出反应。社会的舆论氛围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它就来自大众媒体以及在大众媒体上发言的意见领袖。在这样的情形下，沉默的大多数无知且无能，还经常把被大众媒体灌输的意见，当作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这个理论遇到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害怕孤立未必就不想发言。以对斯诺登这起单一事件的意见来调查，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借用它来思考中国互联网的状况。

中国网络情况加速“沉默的螺旋”

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的是政府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以及互联网公司为了应付和讨好政府而进行的自我审查。这种审查与自我审查，只能让“沉默的螺旋”转得更快，变得更大。更多的人在争议性话题上，尤其是政治敏感话题上，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

互联网的鼓吹者往往夸大网络的作用。事实上，传统媒体如电视和报纸，在信息传播和观点塑造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消息，往往也来自传统媒体的报道——准确出地说，很多重大新闻，首先从互联网传出消息，然后经由传统媒体调查证实，再在互联网大量转发。

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另外一个不同：由于传统媒体被体制化的系统管制，不断成长的互联网总在出现新的空间。相比西方舆论来说，中国互联网承担了更多的消息传播和观念讨论的任务。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比如新浪微博的“大V”，拥有让西方意见领袖艳羡不已的粉丝数量。

成为“大V”不仅要经受政府的言论审查，也会受到“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寻找安全的话题，而且要猜想粉丝的反应，并因此迎合粉丝。比如，对于没有太大争议的反腐议题，无论意见多么陈旧，“大V”们也会放大音量；而对于可能存在较多争议的同性恋权利话题，“大V”们则很少提及。

这种情况使得新媒体传统媒体化，让政府的管理得心应手。打击几个“大V”，整顿言论的效果立竿见影。不仅如此，经过系统教育塑造的“大众意见”，也制约着意见领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