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火爆的信息倒卖市场和概念错位

（泡泡特约）在英文网络，除非是颇受关注的突发性新闻的简讯，你几乎看不到雷同甚至近似的内容，包括照片和观点，而在中文网络，信息倒卖市场的火爆似乎丝毫不差原创内容市场，甚至更强。

这里指的信息倒卖内容包括资讯、评论、思考结论和图片视频等。部分中文账号甚至中文媒体可以完全不需要原创内容即可实现在流量方面的骄傲。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许不得不考虑的是中国“特有的”几个门槛，1.GFW，2.语言，3.不尊重版权的行为习惯。

GFW，准确说是不翻墙的大多数，不仅给个人账号制造了便利，更有为数不少的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从中获利，他们可以从墙外搬运内容到墙内，并筛除有可能被审查捕获的细节信息，制造一种变相的反转GFW效应－－原本完整的内容被切割为可令审查满意的局部，有的甚至专门抓取英文圈的假新闻和明显谣言，只因它们更符合中国信息消费者的偏见。

如果没记错的话，GFW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跨墙群体更多倾向于将墙内被封堵的内容搬运到墙外来实现长久保存，转世党人在twitter张贴他们被审查删除的文字，虽然大多没有使用英文，但至少为中文圈评论的畅所欲言提供了便利。但随着墙的加高和VPN管制加强，更有当局在墙内制造的多种粉丝经济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回到了墙内，或者躲入群聊，最初的信息流向发生了逆转。

有不少人已经判断称，微信群聊的信息量远高于公开平台，“因为它是各大公开平台的汇集，呆在微信里信息量就可以满足”，前提是你加入的群聊足够多。

它有几个缺点：1、越来越多的群聊的自我审查在要求成员避免谈论一些话题，包括避免深入一些话题；2、群组大多以共同点突出的人员组合而成，他们对话题的关注很可能集中于极少部分领域，而忽略了大部分领域；3、善于思考的人很少会满足于小范围受众，于是他们在群组中处于观察者身份，而不是贡献者，于是贡献者角色就会赋予那些不善思考的成员，而他们对内容的选择大多比较肤浅（或者说直观），就是那种你完全可以用一句话/一个词去评价也不至于偏颇的信息。

群聊唯一的优势也恰恰就是社交网络最大价值之一：对人的笼络、号召和联合的便捷。不过很难想象在长期自我审查习惯下的微信群组能否实现这个目的，它与Facebook群组/专页在此有天壤之别。

没有人会反对信息流通，但在审查做为准入机制的中文墙内内容市场里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信息得以保留，更加之传播者对吸睛度和自身影响力的追求，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一种伪造的和谐、通畅的假相。

它不止是倒卖信息的最佳场域，也是假消息的沃土－－熟人环境中直觉型认知几乎就是全部。就在前两天，微信群聊中流传着一个反穆斯林移民的消息，它是典型的、低水平的＃fakenews, 而它在数十个群聊中热传，其中包括媒体人士的群组。一位西方记者表示，在多个群聊中指出该消息的不实后不但没能缓解反而“促使”该消息传得更快了，足证，人们的交流并不是思考探索和学习的目的，而是单纯的寻找话题、消解寂寞。

不尊重版权的习惯多出现于个体账号，尤其是评论内容。本网曾对中国评论界名流把自己的名片挂在文章标题和短评上这种现象表示过好奇，在英文舆论圈除了希拉里的tweet，还没有哪位知名或不知名的评论人这样做过。人们将其解释为对版权的维护，或许可以理解，因为中文网络上的转发者大多缺乏主动探寻和携带信源的习惯，甚至不喜欢转发、直接复制内容本身进行搬运，结果就是，受众经常很难意识到其究竟是原创还是转载。更多见的是擅长“整合”的所谓舆情观察者，他们很喜欢将各方面的观点打包并处理成自己的语言再说出来，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能在中文网络超越被他们抓取到的原创。

不爱转发更喜欢转述的特点中文网络比英文网络明显许多，有‘洁癖’的评论人士更不在少数，他们浏览其他观点，但并不转发或跟评，而是单独做出评论，于是你经常不知道他们的语境在哪，只能体会字面的意思。

语言问题最容易理解，将不同语种的信息翻译后发布在中文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服务，不过标注来源或给出原文链接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更有判断力和思考的缺乏所导致的置于信息抓取屏障上的错误屡见不鲜，它们多与翻译者的个人偏见和认知问题相关，比如中国伊斯兰恐惧症群体对欧美的反移民群体制造的假新闻很有兴趣，他们会专门翻译那些侮辱穆斯林的消息，如果其受众第二语言能力缺乏、对英文信源的公信力差异不甚理解，这类翻译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将变得非常大和恶劣。

思考习惯缺乏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威权政府用不讲理巩固了政权，民粹主义政客用无知和浅薄赚得了支持，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生产者借助人们的直觉和偏见影响了现实政治，但很多他们的反对者在此并没能实现突破。

英文圈的热点话题和热门概念在中国往往有不一样的解释，而正是不思考让严重的误解得以传播推广。比如“舆情”这个最常见的中文词汇，它与西方颇受关注的“社交网络情绪指数”其实是一种东西，但却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舆情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政府扶持的大V和著名五毛的观点的代名词，商业化、审查机制对所谓正能量的要求，还有投机客的兴奋，都在改变着这个概念的属性。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可以购买网络名人的嘴协助宣传和压制负面意见，掌握着内容生杀大权的审查者可以通过删除一部分和推广另一部分来实现他们期待的意识形态一致性。而同时，少部分善于思考的人却躲进了更小的群聊、更加沉默，甚至屈服于审查满足于擦边球的快意。如果将中国网络的舆论等同与社交网络情绪指数将得到严重离谱的“中国网民意见”，西方媒体没少在此出错。

还有假新闻的概念，现在美国舆论圈已经有了基本共识，虽然沿用 fake news 这个词，但将含义定位于：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或片面强化、故意引导人们偏离事实的那些信息。这个意义上的中文表达完全可以用政治宣传来替代，但在民主国家由于人们对政客的言辞有习惯性警惕，使用宣传来替换假新闻并不是很恰当，并且还有更为准确的post-truth可以描述。

相关概念上直译英文内容很可能会造成误解，威权政府甚至可以借此继续宣称审查制度是“在避免谣言传播”。在谴责媒体的风潮上，中文网络和英文网络的同步性最高，但有趣的是部分中文舆论在以非专业媒体的水平和措辞特征去谴责专业媒体，说明尚未搞清媒体专业性的具体标准。

想起曾经在中国微信圈子里看到过的一个吹捧，两个人都使用twitter，甲夸奖乙的措辞是：“你的影响力比纽约时报高多了”。虽然是吹捧，但必须承认这是句实话，纽约时报的中文账号与英文账号的影响力有天壤之别，英文的热门消息被翻译到中文版后关注者寥寥，纽约时报绝不是特例，很多多语种西方媒体一直在面临翻译选择的困境。不只有中文读者关注面的高度局限（且眼界不断收缩），还有获取目的的差异，如果一个受众面内大多数人不是在学习和思考，而是简单的寻求认知一致性的共鸣的话，信息倒卖中的翻译服务就会变得困难重重。每当我在纯粹的英文媒体中看到关于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网络管制威胁、人权灾难的报道被欧美网友热议时，总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