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闻管制下的“临时”媒体人

（泡泡报道）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在一家知名网站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小朱（化名）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发帖员，上面有选帖员、审帖员，下面还有删帖员。”早在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就联合发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在每一个持有“新闻牌照”的网站，都有大量的员工像小朱一样，从事选、审、发、删的工作，以免违反该规定划出的细致而全面的禁区。他们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评论员一样，都被称为“媒体人”。

网络媒体监管严格

互联网的发展，迅速催生了网络新媒体的繁荣，很快引起了当局的重视。胡锦涛2007年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2004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在500项“确需保留”的行政认可中，“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许可”位列第372项。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划定了9项禁区；而在此后（2005年）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又把禁区增加到11项。后者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的内容项目。

违反规定的网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2013年5-6月期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依法查处一批非法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务网站。截止6月27日，有31家非法从事新闻业务网站被关闭。即使一些知名网站也不例外。2014年7月29日，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传播情色信息被曝光；2014年10月19日，腾讯大秦网曾因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关停7天。

传统媒体监管更甚

在中国，媒体一向被称为“党的喉舌”，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归口管理单位”，维持着或明或暗的体制联系。在“文革”和“1989年六四”中，都有媒体因此而上位，或者因此而遭殃。1989年以后，当局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日趋收紧。

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整合成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BBC中文网在一则题为《中国传统媒体监管走向一体化》的评论中指出：

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虽然在行政职能上隶属国务院，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听从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而且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中共控制媒体的重要工具。此外，除了不断向中国国内各级新闻媒体机构发出行政指令，掌控中国国内舆论动向和进行言论审查外，这两个机构也担负着严控外来媒体进入中国的渠道。例如，所有外来广电媒体要进入中国落地或与中国媒体进行内容合作，事先都要经过广电总局的审批通过，而境外杂志在中国境内的出版发行，也需要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首肯才能成事。

中宣部或者地方党宣部门，以及各级政府所属的监查部门，或者具有指导性地位的媒体，则经常会发布一些涉及禁止报道、删除、禁止评论等方面的指令。小到不允许使用“蒙古大夫”指代庸医等禁忌（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汇），大到具体对某事件、某人物、某用户，甚至某词语的全网屏蔽，可以说应有尽有。

2014年5月26日，腾讯公司员工张贾龙被通知解除合同，理由就是他有“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行为”。而这些“商业秘密”，指的就是这些指令。随后的6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称，“应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规范管理”，“其中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信息等，都属于职务行为信息，应加强管理”。

媒体人各寻出路

这些禁令，以及各种各样的审查，不管是针对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营造了同样媒体环境。对这样的环境，身处一线的“媒体人”最为敏感，而他们也只是把媒体人当作一个临时的身份，各寻出路或者正在各寻出路。

媒体人“九段”（网名）说，他1995年开始记者生涯，之后做过编辑、评论员、评论编辑，2000年在财经时报做评论编辑。期间，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之后，活跃在网络，提出了“新闻的公平原则”和“新闻监督的主体应是强制的”，以及“话语权不对等条件下的新闻监督方式”等观点。

2003年后，他又在《新京报》、《领导者》杂志、《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深媒体人，九段认为，他当初选择留在国内从事新闻，是有着所谓新闻理想的，尤其是作为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工作者，那种有别于喉舌的操作方式以及当时引发的效果，很类似后来的网络，“这种效果是一种支撑”。但是中国媒体环境的现实，从高度管制到媒体人的普遍堕落，很容易让人变得愤世嫉俗直至绝望无奈。“在我20年的新闻生涯中，坚持是一种‘罪’。”九段这样总结自己的媒体人经历。

2009年，已经觉得所谓的新闻毫无意义的九段，终于转行金融业。这与中国新闻环境的越来越恶化有关，他认为，“年轻一代的新闻人多数缺少激情，只以饭碗为务，其中拔尖者基本都是各种小圈子敲诈，已经彻底堕落”。

在2014年7月底离职的广州纸媒记者何光伟认为，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报社不景气，工资太少。“这个行业就是一烂摊子。领导全是官员，他们是不会做新闻的。”“以前有点小理想，现在想想很好笑。在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度，谈新闻理想是个不现实的问题。”谈及以后的打算，何光伟说，“我也会加入到你们的队伍（自由撰稿人）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环境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只是养家糊口吧。”2010年来到北京时的小朱，月薪只有40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8000元，但是要应付越来越昂贵的房租和生活费用。“每天发帖子时，我都怀着给自己发讣告的心情。”另一名“发帖员”，小朱的同事说。

陆媒在职媒体人老孙（化名）说的很实在：讨论新闻理想，都绕不开一个现实，传统媒体是靠新闻管制来庇护和包养的，其内部的权力体系与政治体制同构。因此，媒体的价值观不可能脱离党手中的那条绳。市场化媒体近二十年来对政治文明和市场规则的鼓吹，不过搭了体制演进的便车。对基本是非问题，绝大多数媒体人是口齿不清东摇西晃的。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媒体内部高管鼓吹新闻理想，伪，底层鼓吹新闻理想，悲。说得再漂亮，也粉饰不了上下相疑、同版异梦的真相，底层如有可赚快钱的好去处，早滚蛋了。高层如有更多优质求职者，早撵了手下这帮老刺头。连这个前提都忽视，你在记者节写感想写得猝死黑网吧，又有何益？

“所谓新闻理想，不过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可疑的大框。缺少体制慰安的屌丝们抱团取暖，歌哭在此。理想，首先得有目标，得有可行性评估，新闻理想的目标是什么，可行性在哪里？说到底，记者不过一份工，勉力做好即可，动辄理想时代啥的，不过是无耻的僭越，无冕之王本就滑稽，再想黄袍加身就只能押上底裤换了。都别给我装悲壮，你悲悲不过聂树斌唐慧，壮你壮不过杨佳钱明奇。记者本就是一个蘸人血码字换口粮的行当，别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我不出奈苍生何了，累不累呀哥们儿？”老孙就职的媒体福利挺高，但他表示，如果能尽快寻到好的出路，也绝不留恋媒体行业，“得先考虑养家啊”。